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海登（Michael Hayden）近日公开了多份曾被列为高度机密的官方文件。美国情报界虽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未能阻止2001年“9·11”事件和抓获拉丹，最新的解密文件正是中情局就个中原因所展开的调查报告。
同时被公开的，还有一封由中情局局长海登署名的信函。他在信中强烈反对公开这些机密文件，因为这样做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他写道，如果他有朝一日公开这些文件，那也是因为他不得不服从国会的命令。
那么，这些文件究竟揭示了什么不利国家安全的真相呢？那就是中情局的运作情况，与美国大多数机关单位一样，其工作的结果往往无甚重要性。中情局的人只是在玩一场官僚游戏，而充当一位“良好公民”，则是他们赖以生存和获得提拔的关键。
外国常以为，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工业强国以后，它向外界所呈现的形象，就是其真实的形象，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从表面上看，美国人重视实效和结果，所以喜欢直接的对话而非复杂的形式主义。或许百年前美国刚刚成为世界工厂时，的确曾经这样，不过今非昔比了。
笔者的一位旧识，是30多年前移居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他之所以移民美国，是因为他相信美国人重视成果。他认为，在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统治下的前苏联，形式主义大行其道，他怀才不遇。
他初来乍到之时，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苏联移民是凤毛麟角。于是他很轻松便在一家大型的汽车制造公司，找到了一份顾问的工作。当时这家公司正计划与苏联做生意。可是他却发现公司高层的计划太过无知，并立即向高层反映了情况。
从美国汽车制造业萎靡不振的现状来看，这位苏联学者当时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他原本希望为公司挽救一笔亏损的投资，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可是却立即遭到了高层的解雇。不久后，他又获中情局聘用为顾问，负责撰写有关苏联经济情况的报告。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所写的报道是准确的，但却和那些所谓“苏联专家”的文章截然不同，于是他再次被解雇。
这位苏联学者的遭遇，和他的移民身份及学历背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样向中情局提出逆耳忠言的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当年也被踢出了顾问名单之外。苏联学者和基辛格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良好公民”。关于这个词语的含义，那些梦想进入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工作的人都深有感悟。人们不必进入中情局总部，也能想象出中情局员工的典型模范。
假设你是中情局的一名初级职员。你发现中情局整个截获和清除“高价值目标”的计划太过无知，于是你向上级反映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对策。而且你还补充说，不断更换昂贵的设备，和招罗不熟悉目标语言及文化的职员，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可以预测的，这和其它政府部门及大型企业一样。通常情况下，顶头上司首先会和你进行一次“非正式”（不作纪录的）谈话。他/她会坦言，如果你对中情局的工作感到不满意，可以自动放弃这份工作。如果你继续挖掘真相，或者妄想提高中情局的效率，那么惩罚机制就要开始运转了。
首先是正式警告，理由可能是“发现”你使用了过多的文具，打了私人电话或者未经许可私自登入互联网。然后，可能是发现你的工作表现太差。当然你要求上级给予详尽说明的留言或电子邮件，都不会得到答复。
倘若你冥顽不灵，你就可能会面临钱财使用不当的指控，而最致命的可能是被扣上性骚扰的帽子。这一控诉可以将任何人拉下马，甚至是总统。事实上，中情局并不需要呈上你确凿的犯罪证据，只要控诉你与所谓的“受害人”有“不恰当接触”即可。
这不是在某个极权国家、而是在美国当今社会所发生的事。举个例子，几年前某中情局特工，就被指与他的“线人”发生过性接触。这一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最终导致该特工被撤职。
不懂得安分做人的天真中情局职员，会在被解雇后面临前途茫然的困境。首先，他/她的安全背景会失去清白，也就是说，他/她不可能再进入与情报相关的工作，甚至许多政府工作。
更重要的是，他/她不能利用曾在中情局工作的经验，为自己的履历加分。在那些封闭的职业圈中，流言传播得很快。即便是有人愿意聘用前中情局员工，他/她还是会被视为一个“麻烦制造者”。所以，这些人是没有前途可言的。
换言之，那些坚持寻求真相和实效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同其它政府部门及企业单位一样，中情局的内部人员都十分清楚，现实生活与好莱坞那些歌颂英雄主义的电影情节完全不同；他们必须扮演“良好公民”的角色，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准时参加各种会议，最重要的是搞好同事关系。
当然，若能抓获拉丹和其它重犯当然最好不过了，但这并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确切地说，抓获拉丹只是中情局的“最终产品”，也是它最次要的一项任务。只有当中情局需要申请财政预算和拨款时，这项任务才会变得重要起来。
中情局的绝大多数人员，都是按照这种模式来工作的。最近被公开的几份解密文件都承认这一点。报告承认，虽然庞大的开销只换来极其有限的成果，但是没有任何人需要为此负责，因为大部分中情局人员都是“良好公民”。
那么，这种工作机制是否可以无限期的延续下去呢？很大可能是否定的。随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势恶化，以及在其它问题的刺激之下，美国社会、经济和军事情报等各个领域所受到的出成绩、出成果的压力正不断增强。
总有一天，“良好公民”将失去资金支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言行果敢、强调成效而非规定的“实干家”。到那个时候，人们也许才会想起，19世纪末美国崛起成为经济强国的光辉年代。
可是，笔者仍然悲观地推测，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些“实干家”更象是1933—1945年德国纳粹时代，或是1918—1953年前苏联时代的那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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