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父子都是间谍 美公开二战间谍档案

美国国家档案局８月１４日解密一份二战期间为美国战略情报局（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简称ＯＳＳ）工作的全部间谍人员的资料档案，公众可以在１４日后申请查阅文件。美国战略情报局全部间谍人员资料解密，让公众首次知道，作为中情局（ＣＩＡ）前身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当年的情报人员竟有两万多人！

　　１．两万多名间谍来自各行各业

　　据美联社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的安全保卫工作一直由联邦调查局（ＦＢＩ）以及许多军事情报机构负责。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国损失惨重。美国当局得出的教训是：由于没有一个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情报机构，各情报机构之间的竞争和隔阂妨碍了情报的充分利用。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３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１８８２年１月３０日～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美国第３２任总统）下令建立战略情报局（ＯＳＳ）——一个在英国军情六处指导下成立的情报组织。

海明威

 

　　在二战期间，约有２４０００名间谍为该局工作，他们多数来自美国陆军，但其中有１／４是普通百姓。在这两万多人中，有１２０人在战争中牺牲，其中１１６人已得到确认。可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国战略情报局只是公布了一小部分间谍的名单。随着二战结束，战略情报局在１９４５年被杜鲁门总统解散，后被并入中情局。大部分间谍的档案从此石沉大海。

　　

这批秘密文件最终在美国中情局（ＣＩＡ）前局长威廉·凯西的努力下得以公开。威廉·凯西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多年，１９８１年接管ＣＩＡ。他在任期内，大力促成这部分情报档案文件以历史文件性质，从中情局向美国国家档案局移交，并于今年８月１４日向公众公开。

　　研究人员威廉·坎利夫称：“文件将澄清很多问题。同时我们了解到，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实际运作规模远远超出人们意料。”文件披露，有２４０００多位各行各业的人士参与该局的情报收集工作，远远高于人们此前估计的１３０００人。

　　２．解密文件多达７５万页

　　这部分解密文件多达７５万页，它包括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２．４万名间谍人员的详细资料，还详细介绍了该局当时针对军事和民事目标开展的大规模间谍行动。有超过３．５万页的文件描述了情报局的实际运作过程。文件记录了情报人员的申请、招募、培训以及奖惩情况。对刚刚加入的情报人员，文件中还有情报官员写下的评语。

　　这些人员包括士兵、演员、历史学家、律师、教授、田径运动员、记者等，在二战期间，他们专职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研究作战计划、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向敌方渗透并发起有效抵抗。另外，由数百名熟悉德国工业的学者组成的研究机构也参与进来，专门选择轰炸目标，以使盟军的轰炸机精确轰炸德国的军事工业，严重削弱了德国的战争潜力。

　　许多高级工程师也直接加入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他们设计了手枪消音器、钢笔式引爆装置、小型摄影机等。值得一提的是一种专门设计的“读信叉”，它的形状类似刀叉，可以仅通过一条细缝插入信封，把信件像卷窗帘一样卷起、抽出，等读过后再放回信封、展开，收信人根本无法察觉收到的书信被动过手脚，间谍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获取所需情报。

　　３．海明威父子都是间谍

　　文件显示在这２４０００人中，有很多人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成功，成为社会名流。他们中有亚瑟·戈登伯格（现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９名大法官之一）、亚瑟·施莱辛格（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肯尼迪总统当年的助手）、斯特灵·海登（著名的电影和电视剧演员，曾参演黑帮电影《教父》里的角色）、托马斯·布雷登（畅销书作家，他的畅销书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影响了一代美国人）等。

　　文件里提到的知名人物还有：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国第２６任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远房堂叔）的两个儿子昆廷·罗斯福和科米特·罗斯福；著名乐队“警察”的成员斯图尔特·科普兰的父亲米尔斯·科普兰；著名文学家海明威（代表作有《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的儿子约翰·海明威。甚至有人指出作家海明威本人也是一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间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曾武装自己的私人游艇，协助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巡逻搜寻德军潜水艇。

　　美国间谍小说作家霍华德·亨特，大家都知道他曾是中情局的一员，并在“水门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曾自愿为战略情报局效力，接受过全面、严格的谍报训练。

　　亨特在中国进行跳伞训练之后，广泛开展了抗日活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他自愿到南京营救盟军被俘人员。战争结束后他创作了一些间谍小说如《黑暗的尽头》、《小城陌生人》等等，但他的稿子往往要先经中情局审阅后，才能送往出版社。

　　４．把秘密带进坟墓的人

　　这些间谍人员为盟军获取了重要的情报，有力地支持了盟军在欧洲、非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军事行动，为打击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战争结束后很多间谍依然隐姓埋名，因为，从最初加入ＯＳＳ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被要求守口如瓶，“不能讲出实情”的观念已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

　　一位住在美国伍德布里奇的前ＯＳＳ工作人员、９３岁的伊丽莎白·麦金托什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终于将这些名字公开了。这些人中，很多人被要求一辈子都不许提他们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经历。”对于该局的历史，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一直采取严格的保密规定，许多工作人员的家属一直无从得知他们亲人的情况。

　　目前住在梵蒂冈的瓦尔特·梅斯告诉美联社记者：“他们让我闭嘴。”瓦尔特今年９３岁。

　　丝黛拉也是其中的一员。二战结束后，她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多年来，她从未对任何亲人提起过自己曾有３年的间谍生涯。当她１９９６年去世后，她的侄女玛格丽特·托普森在检查遗物时，发现了一枚刻有ＯＳＳ字样的小饰物及一份贴有照片的“护身符”般的美国身份证。有了这一证件，丝黛拉一旦被俘，就将被作为普通美国战俘对待，而间谍被捕往往会被敌方（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处死。中情局现已证实，丝黛拉在二战中是以一名立陶宛翻译的身份，战斗在当时的德占区巴黎的。战后，她成为一名普通的美国陆军人员，从来没人知道她的间谍生涯，甚至包括她的丈夫和子女。

　　与丝黛拉不同，住在美国波士顿的丹平克却敞开心扉，大胆地说出了埋在心底的秘密。在即将发表的战争回忆录（在十几年前就已写好）中，他写道：“时至今日，我才敢坦然谈论自己在中国当间谍时的一些事情。”二战中，丹平克曾潜入中国的日本占领区，负责侦察轰炸目标。在侦察过程中，他并没有把一些重要目标报告给上级，如日本人储存燃料的一所学校，因为这地方一旦遭到轰炸，将会有无数平民被炸死。他说：“我敢肯定，如果战争再持续几个月，我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当听说“战争结束了”的时候，他兴奋地飞奔到一座教堂，敲响了胜利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