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四十二年前因揭发五角大楼越战机密文件而出名的美国前国防部情报官员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7月7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许多人拿斯诺登和我作比较，如斯诺登是离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我当年是则是留在美国，面对审判等。但这样比较是不恰当的，我并不赞同。因为当年我留下的，是很久以前的美国，和今天的美国不一样。
1971年6月15日，《纽约时报》被禁止继续刊登我提供的五角大楼越战文件后，我向《华盛顿邮报》提供了文件的第二份副本，那时我和妻子帕翠西娅（Patricia）转入地下，隐藏了13天。当时我的目的，就像斯诺登飞到香港那样，是为了在揭露消息时，避免受到监视。到最后3天，由于当局对我发出了逮捕令，我和斯诺登一样，成了“在逃犯”。
随后我向当局自首，在波士顿被逮捕。但在前一晚，我已经发出了最后一份五角大楼文件的副本。被捕当天我获得保释。后来当局对我的控罪从最初的3项增加到12项，我的保释金也增加到5万美元。如果罪名成立，总刑期可能达到115年。然而在两年的诉讼期间，我可以自由对传媒发言，在集会和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我毕竟是反越战运动的一份子。协助结束越战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不必到国外去反越战，我从未想过离开美国。
我的那段经历今天无法复制。我希望斯诺登的泄密会触发一场运动，拯救我们的民主。但他处在那样的地方，不可能成为运动的一份子。如果他现在返回美国，获得保释的机会是零。如果他没有离开美国，也难有机会准予保释，反而会像泄密的美军士兵曼宁（Bradley Manning）那样被单独囚禁，时间甚至比曼宁3年拘留期间8个月的单独监禁还要长。
斯诺登为恢复美国宪法第一、第四、第五修正案的崇高目的作出了贡献。在我看来，考虑到目前美国的法律，斯诺登不值得自愿向美国当局自首。我希望他找到避难所，尽可能安全地逃过美国特种部队的绑架或刺杀，当然最好是到他能够自由说话的地方。
《华盛顿邮报》编委、政治及社会问题评论员凯普哈特（Jonathan Capehart）7月8日在该报发表推特文章说，为什么自诩为英雄的斯诺登要飞到香港，然后又跑到莫斯科，而不像艾斯伯格40多年前那样，留在美国？艾斯伯格声称，斯诺登逃离美国是“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笔者在此不反驳艾斯伯格。但美国现在和以前不同，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这个国家现在面对敌人，国会授予当局新的、广泛的监控权力，并由秘密法庭的秘密裁决予以进一步支持和扩充。斯诺登泄密事件凸显了对其合法性的关注。
不论斯诺登是否落到像曼宁那样的下场，艾斯伯格说，如果斯诺登留在美国土地上，而不是跑到莫斯科国际机场藏起来，将获得更好的对待。然而，对他的惩罚会是严厉的，难道他盗窃并披露美国某些最敏感的秘密后，还指望有什么好果子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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