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奥巴马的家庭作业

　　奥巴马总统将于1月28日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但是依我看，他手下的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已经发表过一遍了。只是听到的人没那么多。

　　所以奥巴马不用冥思苦想一些点子放进自己的演说——这种演说通常只是啰嗦地罗列一些事项，赢得听众的掌声，但并不采取行动。奥巴马只需要照抄邓肯的演说，之后宣称是自己原创的即可（我不会告密的），因为邓肯的演说并非罗列事项，也不是一个为了让人听了舒服的演说。实际上，它是一个让人听了不舒服的演说，而且问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在教育方面落于人后，原因是否不仅在于未能招募最聪明的大学生当老师，也不在于教师工会阻挠改革，而是还在于当今的文化：太多的父母和太多的孩子对教育不够在乎，不想付出所需的努力来真正取得优异的成绩？

　　这是收入不平等，贫困持续存在的关键原因吗？不是，但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它肯定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一直以来，奥巴马并没有利用众人瞩目的发言机会，以任何持续的方式讨论这项议题。没有什么比国情咨文演说更容易激起全国性的辩论。

　　我等一会儿再介绍邓肯的演说，不过如果你认为他夸张了，还请听听一些教师的意见。这是《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最近刊载的一封读者来信的主要内容，作者是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一位七年级语言课教师，她解释了自己不再想教书的原因。（她要求匿名。）

　　她先是抱怨“鼓励盲从的浅薄课程”，之后又写道：“我下定决心，既然要教这些荒唐的课，就要教好。我的预期很高，也让教学井井有条，还会辅导学生，提供额外的练习，并努力让课堂显得好玩……我很快就在‘最受欢迎’教师的行列里越升越高，与家长们保持着畅通的沟通渠道，有很多学生的成绩能稳拿A。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她递给了我大概有10个学生的名单，成绩都是D甚至F。当时我只有120个学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绩与标准的‘钟形曲线’(bell curve)大体一致。她提到每一名学生时，我都会给她从头讲解我的打分表，表示原因并不是他们成绩差，而是他们没有交作业——这是缺乏责任感。我给她展示了我的辅导记录、我写给家长的信，结果却受到了更多诘问。

　　“到最后，这次会面引出了两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它们堪称公立教育很有代表性的口号：‘不允许他们不及格’，‘要是他们拿了D或F，肯定是因为你为他们做的不够多’。我还有什么没为他们做呢？我想我还没直接把答案告诉他们，没有亲自抓住他们的手替他们写作业，没有每天晚上跟着他们回家，盯着他们按时写作业。我不能原谅他们缺乏自律……教师们面对着不可能达到的标准，可是学生在自己的教育中，却几乎不需要为任何部分负责，而且还不能不及格。”

　　上个月，我从俄勒冈的一位中学教师那里收到了一封几乎一模一样的信：“大约1992年以前，每个班至少会有一名学生，什么都不肯做，差班里可能有两名。今天每个班有10到15名，我最近回头看了看80年代的旧考试题，都很难、很全面，也没有笔记可以参考。今天很少有人能通过这种考试。我们是在让班级里的学生越变越笨，这是一种无法阻挡的恶化趋势，有朝一日学生只要还有血压，就能考试及格。今天的孩子们‘本质上’并没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当时尽管他们不想学习，但总还是会学习，但今天不会……这是我与一名不及格的学生之间的真实对话，她的话相当坦诚：‘我知道你是个很棒的老师，可是你似乎意识不到，我每天晚上得花两个小时的时间玩Facebook，每个月要处理4000条手机短信。你怎么能指望我做这么多功课呢？’上课之前我收作业时，惯常的情况是在有35人的班级里，只能收到8到10份作业。要是我不对迟交的作业计一半的分，我想多数人都会不及格。”

　　现在你大概就明白为什么邓肯会在国家教育测评管理委员会(National Assessment Governing Board)的先进家长教育峰会(Education Summit for Parent Leaders)上发表这样一番演说了。讲话节选如下：

　　“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与韩国总统李明博会面时，问他教育方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李总统毫不迟疑地回答道：韩国的家长‘要求太高了’。即使是最贫穷的父母，也会要求让孩子接受世界级的教育。他每年必须要花费成百上千万美元，从一年级就教学生英语，因为家长们根本等不到二年级再教……我（倒希望）美国教育最大的挑战是有太多的父母想让孩子上优秀的学校。

　　“我想向大家提一个简单的问题：韩国孩子接受的教育，就理应比你的孩子好吗？”邓肯接着说，“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你面前就摆着艰巨的工作。因为现在，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为学生提供的教育和提出的要求都超出了美国的许多地区和学校。而且在孩子们的学习能力、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以及全国巨大的成绩差距中，都已经体现出了相应的后果。要想做些事扭转欠佳的成绩，你们就必须要大声疾呼，鼓励那些还没有像你们这样投入进来的家长发出自己的声音。家长的力量能够挑战美国教育界的自满情绪。家长的力量能够要求领导人付出更多努力，也能要求孩子们付出更多努力。”

　　邓肯提到了阿曼达·里普利(Amanda Ripley)的新书《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以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他说，“阿曼达把手指指向了为人父母的你我，她之所以批评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参与学校事务，而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参与学校事务的方式都错了。她说，家长乐于在体育比赛时，拿着摄像机跑到学校，分数不好时也会跑到学校抗议。但是她写道，我原话引用：‘家长并不会来到学校，要求给孩子布置更难的阅读作业，或者让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趁着还对数字感兴趣，学一些数学。’……要想真正地帮助孩子们，我们作为父母就必须做更多事。对于孩子该多么努力地做功课，我们必须要调整预期。我们必须要与教师和领导人物合作，建立起要求孩子们更加努力的学校。”

　　这才是美国需要听到的国情咨文，也是美国人不会忘记的国情咨文。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2014年01月22日。翻译：王童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