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调查中国“官二代”的背后

　　近日，依据《海外反腐败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扩大了对大型银行在亚洲招聘行为的调查，已向包括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和瑞银(UBS)在内的一些公司发出信函，要求他们提供在亚洲招聘方面的更多信息。SEC正调查这些银行或其雇员是否招聘了与业务有关联的政府官员的亲属，从而违反了反贿赂法。

　　这些国际投行等金融机构为什么乐于雇佣官二代？一方面是官二代大多具备良好的学历学业背景，特别是具备国际经济金融知识和视野，其综合背景符合国际化大公司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国际投行更加看重的是官二代的家庭背景，说到底是上辈们的权力背景。目的在于试图依靠权力捞取商业利益罢了。美国这次调查的焦点在于，这些官员子女的资质是否符合雇佣者的要求，是否存在由此为雇佣者带来相关业务及利益输送等。

　　当今中国的官二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们大都依仗父母的权利，不是在国内开公司赚大钱，就是派往国外赚钱的机构任职。他们穿行在世界各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当下中国，诸如“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二代”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其实，“二代”现象并不是当下才冒出来、为今天所独有的特殊社会现象。只要人类存在，就要繁衍生息，就会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二代”现象。正因为它是一种再正常不过、极其自然的社会现象，因而人们也就通常不会对“二代”给予太多的关注。即使在谈到“二代”现象时，也并不一定具有贬义的内涵。但是，为什么这样一种极其自然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官二代”现象，会在当下中国成为一个广受关注、颇具争议的社会政治问题呢？

　　“官二代”现象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官的好处和依附在“官”上的好处，二是“官一代”的权力和影响力。在现阶段，在我国做官本身就是一种稳定的职业，有较高的工资和津贴、较稳定的各种社会保障、较为舒适的工作环境，是一种成功的标志，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这些是显性的。当官还有很多隐性好处：一是有权力，能协调和办成很多事情；二是有很多非权即贵的交往机会，这是一种潜在利益；三是有像享受专车那样的特权。另外，这种现象也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官本位”传统的国家，做官被视为一种成功的标志，在封建社会是读书人追求的目标，是其光宗耀祖的资本，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表现，在当前也被有些人视为显摆的资本、谋取个人好处的手段。“官二代”现象之所以能产生，还在于“官一代”的权力。“官一代”有权，有影响力，能说了算，说了有人听，所以才会在诸如投行高管的招聘中出现那么多的“官二代”现象。

　　在关于“官二代”的说法中，网络上几乎是骂声一片。我国官场或公务领域的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现象相当严重，从国家一级的大机关、各政府部门，到高校、企事业单位，父子、夫妻、连襟等亲属分居上下级或同级领导岗位的现象比比皆是。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但是，这种明显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在当下的中国，“官二代”现象主要表现为公共领域的“子承父业”型、经济领域的“以权谋私”型、社会领域的“花花公子”型等三种类型。事实上，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包括人事资源）的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变成赤裸裸的有权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环境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与其他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想当年，西晋诗人左思才华出众，但因出身寒门而郁郁不得志，愤懑在胸，化为呐喊，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不公现象表示了强烈的质疑和不满，由于说出了寒士们的共同心声，千余年来一直引起强烈的共鸣。

　　“官二代”现象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对“官二代现象”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广大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政治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深化、依法治国的推进、“民本位”政治文化的构建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但最根本的是权力的制度性治理，正如习总书记所言“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当然，美国调查投行，并不是关注中国的权力治理，而是维护美国企业在海外的公平竞争。其实，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但从维护市场经济包括全球以及国内市场公平都具有积极意义，带给我们两点给中国两大思考。首先，美资在华国际投行等企业不惜血本雇佣官二代，如果存在利用权力背景带来相关业务和利益输送等问题的话，不但对美国企业不公，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企业的严重不公平，对中国企业和中国市场公平的伤害远远大于美国。美国都如此重视和重拳出击进行查处，中国也应该迅速开展此类调查，以维护中国企业的权益和公平，维护中国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其次，类似国际投行不惜手段挖掘雇佣“官二代”“人才”现象，在国内企业普遍存在，应该引起重视。就拿国内一些商业银行特别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来说，也存在挖掘官二代的问题。目的与上述一样，都是为了获得特殊金融资源，比如：利用父辈权力掌管的资金资源以及大型贷款项目资源等。这同样是对其他企业的严重不公，同样在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环境。应该学习和借鉴美国做法，对一些企业雇佣官二代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以及带来相关业务情况开展调查，维护国内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