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镇压骚乱的美国警察说两句公道话

　　自从8月黑人青年布朗被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枪杀后，弗格森骚乱的火焰一直没有熄灭。而随着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涉案警察，抗议示威在短时间内扩散到170座美国城市，至少400人被捕，甚至大西洋彼岸的伦敦也有5000人上街游行，密苏里的星星之火似有燎原之势。

　　最新的媒体焦点，则是那些镇压骚乱的“重装警察”，他们强大的火力和军事化的行动风格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目光。弗格森警察手持榴弹发射器开火、膛口喷出粗大火焰的照片，更是令人“眼前一亮”。因为这支榴弹发射器的转轮式结构，在中国网络中一度被误认为是南非制造的MGL-140榴弹发射器，还因口径超过20mm而被描述为“炮”。美国政府动用军械应对国内一般治安事件似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就连联合国都出来谴责美国警察滥用暴力。

　　笔者看了哑然失笑，不禁想为美国政府、警方说两句公道话。这支武器是Penn Arms制造的40mm泵动5发转轮榴弹发射器，属PGL-65型枪族的低致命武器分支，主要用于发射催泪弹、橡胶棍弹等非致命、低致命弹药。这样的防暴榴弹发射器在世界各国警察部门中非常普及，即使使用，频率也不高，而且因为其低致命性，通常不会造成严重伤害。

　　因此，中国网络上对美国人用“炮”冷嘲热讽，实在大可不必。众多网友何苦把自己降低到炒作“港警使用催泪弹”的欧美媒体的高度？

　　更何况，美国政府可从没对抗议民众“禁炮”。在1863年的“征兵暴动”中，面对不想上战场又没能交钱免除兵役的穷人，美国政府在镇压中动用舰炮轰击；差不多70年后的1932年，曾浴血欧洲的一战老兵要求获得抚恤金，美国政府认为其中有“共产分子”煽动，以坦克和机枪果断处理了他们。又过了80来年，弗格森警方表现克制，仅仅使用低致命榴弹发射器打催泪弹而已。从彼“炮”到此“炮”，足以证明150年来美国政府日益文明进步。

　　即使只看近十年，美国警察也有很大的改变。

　　美国警察“军事化”总是受人诟病，但也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枪支泛滥造成了巨大的现实压力。既然政治僵局、民众观念分裂导致不可能禁枪，也不可能再把大炮扛街上（面对日常的枪械暴力，大炮也没啥用），警方便再次悄然“进化”。

　　在美军撤离诸多世界热点地区后，大量军队装备被美国警方“接盘”。于是就有了单兵装备看起来比小国正规军还要精锐的警察，以及满街跑的警用反地雷伏击装甲车。随着重甲重武装的应用，美国警察遭遇攻击后的死亡率果然明显降低。

　　在应对弗格森骚乱这种“大场面”时，装甲车成群结队上镜，戴盔披甲、荷枪实弹的警察也气势逼人。可我们必须承认，虽然美国警察手持种种利器，虽然港媒感叹“美警远比港警狠”，但以美国标准看，他们开火的次数并不算多，举起武器大多也出于威慑和驱散目的，这种进步无疑值得鼓励。

　　当然，争论榴弹发射器是警用还是军用，比较美国警察的历史性进步等等，或许已然失去意义。因为密苏里州调动的不只是警察，还有国民警卫队。

　　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当年4月29日，当地陪审团宣布4名被控“使用过当武力”的警察无罪释放，引发大规模抗议，最终演变为持续4天的武装暴动。

　　除洛杉矶警察和加州高速公路巡警外，最终更动用了超过100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和数千名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进行镇压，才终于使事态平息。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总共造成53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

　　与之相比，这次动用军人远没有那么火爆，可见美国政府在积累了丰富的镇压经验后，调整卓有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应对骚乱时的战术变化。洛杉矶警方当时管控不力，使暴乱迅速蔓延至全城，警方甚至放弃了韩裔聚居区“韩国城”，令韩裔居民不得不拿起武器组成街垒，在暴乱中保护自己。警察应对骚乱失当，导致当局不得已调动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镇压。

　　而弗格森骚乱中，当地警察反应迅速。据各家媒体报道，街头一旦出现抗议人群，装甲车与荷枪实弹的警察就会迅速出现，在关键路口设卡，阻止暴动蔓延，就地扑灭骚乱。极像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依托铁道线和城镇设立网格，分割我抗战军民，阻挠抗日力量的联合与运动。正因为如此，弗格森骚乱者没有形成串联，也未能夺占城市中的各个区域。从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至今已有三个月，抗议与骚乱一直没有停歇，但危害却不如洛杉矶暴乱四天来得大。

　　最后不得不提下世界性难题——警方与媒体的关系。

　　作为一个警察频繁使用武力的国家，美国设置了一套精妙的警方-媒体互动体制。警方特设新闻发言人，在非工作时间，媒体可以随时通过指挥中心与媒体服务处指定的新闻发言人取得联系，警局的有关人员也可在非工作时间通过寻呼系统或家庭电话联系到新闻发言人。

　　警察如果开枪射击（合法的打靶训练、狩猎除外），按政策，无论是否有相应后果发生，指挥中心应立即通知媒体服务处，并且还规定了详细的信息公布原则和禁止公布的内容。

　　为了让媒体在第一时间配合报道，美国警方还对那些“有信誉”的媒体工作人员发放媒体和车辆通行证，而且该证件得到警察机构范围内的一致认可。

　　当然，这些制度并非万能。昔年笔者在香港做研究，曾提及这套体制，长期在美国生活的教授连连摇头：这不work（这没用）。但至少说明，美国警方不是只知掏枪的愣头青，不是完全僵化的官僚机构，而在努力提高自我修养。

　　不过弗格森骚乱的情况更加复杂，美国媒体似乎配合有限，在种族话题上纷纷“正确站队”，吐槽“警察军事化”也大有人在。或许正如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所指出的，这次美国媒体“大肆炒作，一方面给自己脸上贴金，一方面给总统难看”。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警方仍旧应对有道，不但数次逮捕《华盛顿邮报》《赫芬顿邮报》等主流媒体记者，更是直接要求美国航管局设立禁飞区，禁止媒体的飞行器采访拍摄。

　　从之前的舰炮轰击，到今日的催泪弹；从过去反应迟钝、弃守一方，让民众暴露在骚乱的威胁下，到今日迅速动员力量封堵要点，就地扑灭大规模暴乱的“火苗”，美国警察与当局不仅在镇压的具体手段上更加文明进步，其战术思维和对形势与舆论的整体掌控也日渐提高。因而，弗格森骚乱也就没有造成洛杉矶暴乱那样巨大的损失。尽管美国政府与警方尚无力解决枪支泛滥和种族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美国镇压力量的演化是“民主细节”不断自我完善的最佳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