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彼得事件后的亚裔与非洲裔关系

　　就华裔与非裔社区的相互了解而言，纽约华警梁彼得事件后，两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应是起于“无知”，而非“误解”。

　　根据人口统计，2000至2010年纽约市华裔增长37％，目前约有60万人，是亚洲之外最大的华人群体。若考虑白人迁出、非裔持平，及西语裔成长明显减缓等趋势，快速增加的华裔人口将属纽约市最重要的发展动力之一。

　　纽约市华裔一大特色是75％在美国境外出生，因新移民偏好集居，传统华埠、布碌仑日落公园、皇后区法拉盛之外，在越来越多区域，华裔都属于最大移民族群 。布碌仑的班森贺，拥有最多中国出生者，约3万1000多人。

　　许多移民挣扎求生存，加上语言障碍，多与同族裔交流，对于美国社会了解有限，对非洲裔为人权奋斗的历史所知不多，也不清楚奴役、种族压迫对非裔造成的伤痕有多深。最明显的是，当他们想“主流化”的同时，也吸收了许多白人对非裔的偏见。

　　这很讽刺，以老移民而言，我这一代的亚裔了解非裔抗争的历史价值，各种肤色的少数族裔也因此能享受法律上的平等。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年轻活动份子时，自认属于受压迫的“第三世界族群”。以美国的定义，就是非洲裔、西语裔(纽约主为波多黎各裔)及亚裔。

　　我们并非没有冲突，但属于“水平式”，一种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非裔与华裔相遇的起点，是19世纪中期，多数在加州及纽约市，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曾被禁止成为公民，或像非裔直到南北战争后才有投票权，不准在法庭上指证白人嫌犯，禁止读公立学校或跨族裔通婚等。

　　然而，两个族裔曾在低技能的廉价劳工市场彼此竞争，如洗衣工、火车行李员、铁路工人，及许多低层次的采矿工等。1860年晚期，南北战争之后，华人被征召至白人拥有的南方农场，顶替被解放的非裔。

　　1882年排华法案实施，未离开者遭到迫害、屠杀、处以私刑，只能四处流浪，最后被迫住在族裔隔离的犹太区，工作机会极有限，只有餐馆、洗衣、家仆等选择。1965年移民法案签署后，许多华人回到美国，重头体验当一个新移民的日子。他们遭受种族歧视，但没有非裔生为美国有色族裔受压迫的历史经验。

　　目前华裔人口背景多元，我想专注于打工族群。他们通常在自己的族群中居住、工作，对多数美国人而言，像是被边缘化，几乎隐形的一群人。虽然时有冲突，但他们与非裔的互动十分有限。不论在学校、或于非裔社区开店，华裔常抱怨自己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非裔则认为华裔挤压了他们升学、求职、经商的空间，但两者很少有机会就此公开对话。

　　然而，这种情况正快速改变。当他们逐渐融入社会，尤其是其子女在寻找工作时，通常会偏好政府机构、医疗保健等行业，直接与较早进入相关领域的非裔竞争。华裔常自认遭非裔利用资深的优势排挤、阻挡升迁。两个族群也因为申请平价住宅而产生矛盾。当大量华裔涌入传统非裔社区，常被视为社区“贵族化”的始作俑者。

　　华裔移民日增，与非裔的接触机会也将随之增加，但双方仍无体制化的对话与协调管道，能用来解决或预测可能的冲突。双方的领袖总想“政治正确”，不愿责备自己同胞，也不想背负“仇视移民”之名。该是时候放下“政治正确”了，在矛盾升级前，正视一些重要议题，彼此沟通、互相了解。

　　两族裔可合力检讨梁彼得事件的角度很多，比如要求纽约陪审团系统更一致、透明、公平，尤其是涉及警察杀死平民的案件。我们应了解警察单位需为此事负责，特别是警校招生、训练、分派危险巡逻任务给新手时。也必须要求改善政府楼安全设施。

　　总之，我们应认清在高度族裔化的美国，有时不得不透过族裔眼镜看事情，但同时也应以沟通降低矛盾。方法之一是在教育系统加强提供少数族裔研究课程，并成为所有美国人的必修课。　　(作者邝治中为纽约市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