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周三提名经济顾问——“对中国持鹰派立场”的Peter Navarro领导新组建的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引发各界关注。现年67岁的Peter Navarro长期以来是中美贸易关系的批评家，并已出版了好几部关于这一主题的书。
特朗普及其竞选伙伴对中国贸易措辞强硬已非朝夕，甚至宣称“我们已经处在一场贸易战中”，而外界舆论普遍认为，竞选不同于治国，中国也一直在静待“善于交易的商人”总统如何出牌。
虽然，李嘉图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得出，国际贸易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在现实中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密切，贸易合作有助于交易成本的节约，“合作性博弈”是“双赢”的唯一选项。
但问题在于，国际贸易的非对等性利益分配等特征，决定了并不是所有贸易方都始终采取合作性政策，和谐的贸易合作关系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各国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采取一些非合作政策措施来扩大本国贸易利益，国家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
总体来说，国家利益是一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前提，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大程度上却是一国各种利益集团政治角逐的结果，政府未必总是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行决策。其中，贸易政策的“竞选贡献模式”，就很好地解释了贸易保护政策形成中的政党竞争关系。希拉里和特朗普竞选时，在争取不同利益集团捐献、选民等，就表明了自己的政策偏好，从美国的选举机制来看，竞选者所能获得的捐献数量和选民人数是当选的最关键因素，两者都会受到贸易双方贸易政策的极大影响。因此，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及其选民的“保护主义”抬头使然，而并非“奇迹”。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强硬应不可避免，我们不能奢望“贸易符合两国人民总体利益”等空乏的道理，更不能指望特朗普竞选一套上台一套。特别是特朗普已经开始“亮牌”，对华强硬立场越发清晰，中国是时候要有实质性应对举措了。
既然称之为“贸易战”，那么无论发展如何，都需做好“战备”准备。正如在和平时期，国家也要有强大的军备力量一样，应对贸易摩擦可能的“威胁”，我们也要有“盾牌”。美国智库分析，全面贸易战、非对称性贸易战，以及短暂贸易战的后果都会对美国构成重大负面冲击；美国对华贸易往往“先发制人”，源于其政界流传的所谓“美国强硬，中国就会让步”的错误“预期”，而势均力敌的对手才有可能坐到谈判桌上来。
当然，全面的中美贸易战还比较遥远，艰难的贸易双边谈判则更有可能，而所谓针尖对麦芒的贸易报复也只能是双方的谈判筹码。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有大批谙熟国际贸易规则和各国贸易政策的人才，通过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强化本国贸易救济措施，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权益。而大型外贸企业、行业也需提前储备这方面的人才。
最后，作为直接参与国际贸易的微观主体——外贸企业，则更需规范竞争行为，切实走向创新求发展之道，尽快改变依靠规模经济、出口商品附加值低、技术标准低、出口贸易不规范等外贸竞争力低下的现状，才能在贸易摩擦中争取主动性，否则就有可能在将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中“误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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