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肆虐季节，许多人不仅越来越关心自己的生存环境，也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发达国家，试图寻找一些治理空气污染的先进经验。众所周知，美国在过去数十年空气质量有了大幅好转，而一些人就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成功在于将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转移给了其他国家，尤其是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他们觉得，正是因为把污染留给了别人，美国才能把绿水青山留给自己。但数据显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刊登的数篇论文，向我们解释了美国空气变好到底靠的是什么。2009年，美国乔治敦大学经济学教授阿里克·莱文森(Arik Levinson)利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BER)与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的数据库测算，1987-2001年，美国整体制造业（包括海外的）增长了24%。假如是一对一转移，照理说污染也应该增加24%，但制造业带来的二氧化硫(SO2)污染却实际减少了27%。
这里的空气污染变化由三个部分所致：制造业规模、产业结构以及所应用的科学技术。如果同时考虑这三个因素，那么制造业二氧化硫污染就会下降27%；但如果只考虑制造业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不考虑科技进步，也就是假设所有年份的各行各业都依然在使用1987年的科技，我们就得到二氧化硫污染反而上升了12%。最后我们得出，1987-2001年，科技进步总共降低了39%的二氧化硫污染。
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变化对改善空气污染的作用就没那么明显了。1987-2001年，产业结构转移只减少了12%的二氧化硫污染。如果1987年开始，美国净增加的每一笔进口都改为在美国生产制造，也就是把1987年后所有海外新增的制造业都搬回美国，并且不考虑科技进步，那么就能计算出转移给别国的二氧化硫污染大概只有3%。当然不止是二氧化硫，所有受到监测的主要污染物——如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细颗粒物等，都应验了这个结论。
美国空气变好，科技进步功不可没
富国空气持续变好，并不是因为他们将制造业中最肮脏的部分交给穷国来做，而是因为他们在制造过程中使用了更少的能源、更清洁的燃料以及更先进的污染控制设备……2014年，莱文森教授利用改进的测算方法，得到了更精确的数据，证明技术变革才是改善美国空气污染最大动力。
在此之前，莱文森教授没有考虑各行各业的污染强度，他把污染强度等同于基准年1987年的强度。随着时间推移，要是那些规模迅速壮大的行业清洁了更多的空气，那就夸大了技术的作用。要是那些规模发展缓慢的行业清洁了更多的空气，那就低估了技术的力量。于是莱文森教授就引入了时变污染强度测量技术来解决这个缺陷。
1990-2008年，整体制造业的实际价值由4.1万亿美元增长到了5.5万亿美元，但所有主要污染物都有了惊人下降。制造业每1美元产出带来的二氧化硫(S02)、一氧化碳(C0)、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有了64%-77%的下降。莱文森教授测算，其中90%以上的污染下降都来自于科技进步。
另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之所以会产生102%的数字，是因为它的产业结构比较特殊地朝污染密集型转变，加重了空气污染，使得科技进步这个单一因素能够大施拳脚。值得一提的是， 2014年学者克莱尔·布鲁内尔(Claire Brunel)发现，欧盟国家空气的好转，同样与污染转移到别国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技术过硬。
不过，莱文森教授只指出了科技进步是美国制造业空气清洁的最大动力，但却没说是谁推进了科技进步，莱文森教授猜测是美国的环境法规。2016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刊登了约瑟夫·S·夏皮罗(Joseph S. Shapiro)和里德·沃克(Reed Walker)的论文，揭示1990-2008年，美国空气污染的下降主要归功于严格的环境监管，而不是美国把污染外包给了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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