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3月29日Ivy Day（常春藤日）的发榜，“惊心动魄”的申请季走向尾声。今年常春藤八所盟校的录取率再创新低。例如：哈佛大学录取率首次跌破5%，由去年的5.2%下降到4.59%，普林斯顿由6.1%降到5.5%。而耶鲁即使新建了两所本科学院，录取人数比去年增加了约15%，但录取率却仍然持续走低到6.3%。包括很多中国老牌精英名校的申请者在内，大家都在感叹今年美国名校申请竞争太过惨烈。
名校录取率越是走低，人们就越是想了解那些被名校录取的幸运儿究竟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常春藤盟校以及其他美国顶尖大学总是强调学生的领导力(leadership)。因此，领导力可谓它们要求学生所具备的共同特质。不过，在去年3月美国大学录取发榜季，作家苏珊·凯恩(Susan Cain)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名牌大学都在强调领导力，但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领袖吗》的文章。文中对于领导力的定义进行了分析，也解读了名校招生官对于领导力的片面理解。文章说到，美国本土学生为了申请名校，普遍关注领导力而忽略其他方面，比如放弃自己的爱好，停止追逐梦想等。这篇文章也同时质疑，大学招生官对于未来领袖的青睐，会让学生只关注职位与权力，进而限制学生们的健康发展。这，就又让家长和老师难免产生一些困惑。
细细品味此文，结合这些年来自己从教师、申请外国学校的升学指导再到国际学校管理者的切身感受和经验，我倒是觉得美国名牌大学招生官强调申请学生的领导力这一素质，是十分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分析的。美国名牌大学强调领导力，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招生官真的有错吗？
申请大学，只是一个阶段性事件。一个学生，将名校对申请者的领导力素质的要求，作为追求完美的动力，这不能算错。但是，在此，尤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只是把美国大学要求申请者具备的领导力素质，当成中国某些名高中所看重的“奥数”技能。如果把这个并无具体衡量指标的素质的培养，变成无中生有的精心打磨包装，再以此作为进入美国名校的敲门砖，则更是错上加错了。
实际上，领导力素质只是美国名校要求申请者具备的素质之一。比如哈佛大学所中意的申请者，既有那些已经在同龄人中堪称优秀、从而可为他人示范人生经验的人，也有那些通过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可以激励他人的学子。比如几年前哈佛从我当时任职的北京四中录取的一位同学。她深入了解中国尘肺病人状况，采用多种手段号召全社会关注这个弱势群体。这就说明，申请大学的学生具备领导力素质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定义学生优秀的唯一指标，学生的个性与特征、经历与思想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多元化学生主体的构成，正是使大学保持激情和动力的根本。
对于领导力与领袖的定义，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无论如何，把领导力当成领导者以及指挥甚至指使别人的能力，这未免过于幼稚。领导力，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和影响周边的人们一同参与和行动，以服务社会的能力。名校对申请者领导力素质的要求，是一种正向激励，是要求那些大概率成为社会精英的人，在开始步入社会之时便要具备服务社会的理念和初步技能。
在近些年做升学指导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行动起来：有一个学生成立了互助小组，利用自己的数学优势帮助他人，坚持数年，结果收到的不仅是同学的感激和自我成就感，更有名校招生官的青睐；还有一个学生积极投入和推广各种形式的爱心长跑，从影响班级、年级、学校开始，逐渐扩展到同区学校，最后推广到全市。
相反，也有学生为了在申请美国大学时不落人后而总是想一鸣惊人，甚至不计成本地赴海外进行短期性、“表演性”义务支教。然而，这种追求形式上的与众不同，其实有时是本末倒置，结果适得其反，这种高成本的“领导力”往往会受到质疑。2016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就发布了由80多所高校招生官参与的题为《Turning the Tide》（扭转趋势）的报告，其中对于学生为申请名校而过度包装的现象进行了抨击。
要知道，这种基于进名校的功利之心包装而成的领导力，对于名校的招生官而言绝不新鲜。招生官既看一个申请者在申请之时已经获得的能力，更从申请者从这种能力的获得过程所产生的认识、形成的气质，来判断申请者的感悟力和潜在能力。他们根据以往的录取经验，一定会明白，一个人对目标持之以恒的坚持，对服务的投入、执着和热情，是增长才干、激发潜能、产生领导力的源泉。
四年前，来自北京四中的一名同学，并没有迎合潮流参加被认为最能体现领导力的“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项目，也没有参加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各种类型学术挑战杯赛。相反，他从帮老师批改作业，辅导同学，由浅入深专注于一项科学研究，前后四五年时间，对于北京水文状况和人文特点进行分析，他撰写的论文业界评价具有“极高水准”，而后他将论文提出的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作为建议提交给政府相应部门。这项只是出于热爱而非出于让自己的申请材料更光鲜的研究活动，获得了一所以培养学生领导力闻名的美国名牌大学的青睐。由此可见，领导力会在潮流之外体现出独特气质。这种气质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及其对周围人们的感召、对人们思想认识的影响，也正是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许多因职责所在而时时要施展领导力的学生会干部，并没有被名校录取的根由。这就是说，一个人即使没有领导他人，而只是专心而投入地做好一件事，这不能等同于没有领导力；同理，一些学生虽在学生会、学生社团等“领导岗位”上策划、组织和管理各种活动，也并不能全部与领导力直接划上等号。领导力，尤其是学生时代的领导力，不是领导位置与普通参与者之间的位差，也不是基于权力而产生的优势。领导和领袖不等于领导力。当年有一个来自清华附中的学生，虽然只是学生会一个部门的干事，却是学生会工作的各个环节中都不可或缺的人物。当招生官问他为什么不去竞选学生会主席或部长时，他回答说，一个人相对于社会的价值，体现在其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可以将这种服务最大化的位置，就是最好的位置。因此，当一个有80名学生的年级存在超过60个学生社团，因而有60多个“领袖”时，招生官只要依据价值原则，就不难甄别出这些“领袖”的领导力。
表面看来，名校录取的学生都是学习成绩好、参加活动多的高中生。但是实际上，名校往往看中的不仅仅是学习成绩以及参加活动所能获得的经验，更看中的是在如此繁重的课业和课外活动的压力下，合理安排时间和精力、科学分配和管理资源，以及利用已有经验准确预见未来的能力。这是我与一位前任耶鲁大学的招生官在交流中了解到的。这种能力，当然也是领导力的重要方面。具备这样能力的人，由于管理和分配时间和精力的关系，在某个方面可能只是一个跟随者，但在其投入专注力的领域，恰有条件成为一个领跑者和领导者。
说到底，“领导力”是一个很难量化的素质与能力。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具有领导力，是否具备成为领袖的潜力，肯定不止于其是否去斯里兰卡照顾大象孤儿，是否去南美山区教英语。无数学生的经历表明，热情和执着才是领导力的源泉。名校指明录取具备这样素质的学生，是对学生价值取向的正向激励，其效应当不在鼓励学生“当官”，更不存在“僧多粥少”、“官多了怎么办”以及“都有领导力成为领导，谁人被领导”的问题。具备以服务社会为标准的领导力素质，这样的学生不应该多多益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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