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疫情究竟有多严重 谁应当负责？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新挑战，没有哪个国家有丰富、充足的经验来对付它。每个国家都在探索中逐渐进步。

截止七月底，新冠肺炎疫情席捲美国，确诊人数超过两百五十万，死亡人数达到十二万五千，这两个数字都位居全球榜首。因此，很多人认为美国疫情已经失控，川普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的实力在此次疫情中受到严重打击，中国将趁乱而起、取而代之，这些看法符合事实真相吗？

我不是公共卫生问题的专家，却可以用一名生活在美国的普通美国人的观察和思考，提供跟主流媒体上不一样的看法和答案。

疫情在美国爆发四个多月后，虽然还未来到疫情下降乃至结束的转捩点，最近一个星期甚至有继续攀升之趋势，但大部分美国人已恢复了正常生活。我出门购物时发现，除了人们去超市购物被要求戴口罩之外，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跟此前并无二致，餐厅中又人满为患，工地上又热火朝天。除了华裔群体相当谨慎之外，其他族裔似乎并没有太在意疫情。很多并未生活在美国的人对美国的疫情数字感到惊诧，大部分美国人却安之若素，他们认为，新冠肺炎的死亡数字跟去年流感的死亡数字差不多，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人不能被病毒所掌控和主宰。很多年轻人认为，迄今为止死亡的人中，大部分为生活在老人院的老年人，年轻人即便被感染也多半无症状，所以一切生活照常——你可以批评他们缺乏责任感，但你很难将他们的观念扭转过来。

美国的疫情有多严重：与欧洲诸国对比

首先，美国的疫情究竟有多么严重？单单看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两个“第一”是不够的。美国疫情需要跟其他国家的疫情作详细对比，需要跟体量（尤其是人口数字）跟美国差不多的国家来对比。对比的对象应当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民风民情、生活和医疗水准相似的国家。比如，美国不能与中国和俄罗斯这种非民主国家对比，因为后者的各项官方公布的数字都是靠不住的。牛津大学和兰德公司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确诊和死亡数字应当是其公布数字的三十倍左右，其官方公布的数字基本上不可信。比如，美国也不能跟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作对比，因为后者在测试能力、医疗水准及统计等各方面都相当落后，跟美国不具备可比性。

这样，能与美国作对比的是部分欧盟国家和英国。美国总人口为三亿三千万，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尼德兰等七国的人口总数与美国相近，在确诊总数和死亡总数上可以跟美国作对比，这些国家中的单个国家在确诊病人死亡率和千万人口死亡率上亦可与美国对比。

经过对比可发现，以六月二十九日的数字而论，以上七国的确诊人数为一百二十万左右，只有美国的一半；但死亡人数为十一万八千，跟美国相近。美国的确诊病人死亡率为百分之四点九，在以上七国中，除了德国的百分之四点六略低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都远高于美国：英国为百分之十四，西班牙为百分之十一点四，意大利为百分之十四点五，法国为百分之十四点九，比利时为百分之十五点九，尼德兰为百分之十二点二（此六国的死亡率全都高于百分之十）。就千万人之死亡人数来看，美国为三千八百三十七人，英国为六千五百五十七人，西班牙为六千零六十五人，意大利为五千七百四十四人，法国为四千四百四十五人，德国为一千零八十一人，比利时为八千零二十人，尼德兰为三千五百五十三人，美国仅比德国和尼德兰高，而远低于其他几国。

由此看来，美国的疫情固然严重，但并不比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七国集团国家）更严重，其确诊病人死亡率和千万人死亡人数都比大部分欧洲大国低得多。

美国的疫情固然严重，但并不比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七国集团国家）更严重。（汤森路透）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新挑战，没有哪个国家有丰富、充足的经验来对付它。每个国家都在探索中逐渐进步。

川普政府抗疫不力吗？

很多反对川普的人将美国疫情肆虐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倒川普身上，完全无视他是西方国家领导人抗疫表现最佳者的这一事实。

川普最早宣布与中国断航，以此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当他做出此决定时，中国政府大肆攻击——中国将武汉封城，却纵容身上带有病毒的中国人飞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其用心之恶毒，令人发指。与此同时，川普在美国的政敌——民主党人和左派、全球化鼓吹者们都反对这一决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身先士卒到唐人街大啖美食，以此反对川普的“种族歧视”政策。

此后，在疫情高峰期，川普每天亲自主持白宫新闻发布会，亲上火线，告诉国民真相，没有哪个西方大国的领导人做到这一点。川普签署《国防生产法案》，迅速提升防疫和医疗物资的生产，并调配这些救命物资的分配。连民主党的纽约州长、纽约市长也不代表承认川普政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川普政府的失误之一是断航未彻底，断航仅仅不允许大部分中国公民到美国，但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及其直系亲属仍可以飞往美国——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政府无法拒绝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回美国，但当他们回美国之后，未能要求他们到特定地点或居家隔离十四天，如此就造成了病毒的蔓延。另外，川普政府也未料到病毒从中国传到欧洲并在欧洲氾滥，未能及时对欧洲国家断航——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让中国人遍布世界各地，可谓防不胜防。

川普政府的第二个失误是未能意识到戴口罩防疫的重要性。川普本人至今不愿戴口罩，在公共场合出现时，只有在密西根州戴过一次口罩，未能以身作则，向民众传达戴口罩可减少八成以上传染可能性的信息。但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不仅在美国，在整个西方世界，人们对口罩的看法与东方截然相反。西方人认为，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戴口罩的目的是不让自己体内的病菌传染给他人，没有生病的人是不需要戴口罩的。这跟东方文化中戴口罩是为保护自己，让自己不受外部感染的思路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文化分歧，在没有新冠肺炎的时代，这种分歧无所谓谁对谁错，就好像西方人喜欢吃面包、东方人喜欢吃馒头一样。但在新冠肺炎肆虐的背景下，口罩确实成了保命的法宝之一。即便如此，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不是三两天就能改变过来的。我的邻居是一对比我还年轻的美国白人夫妇，他们都是威廉玛丽大学硕士毕业的高材生，先生是美国边境执法局官员，妻子是FBI探员，连这样的菁英人士都对我说，你何必戴口罩出门，口罩没有什么用。

其二，目前美国口罩供应总算基本可满足民众需要，但我在中国超市及亚马逊上看到出售的口罩，大部分都是中国出口的，美国仍然无法做到口罩自给自足。这是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恶果之一。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可以在短短半个月之内建立庞大的口罩生产工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商之一；但美国的通用、福特、特斯拉等规模更大的汽车制造商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即便可以迅速建立生产线，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没有原料。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很难号召全民戴口罩，因为市场上买不到口罩，美国自己生产的和库存的口罩连一线医务人员的需要都无法满足。六月二十三日，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出席国会听证会，被议员问及为何早前不建议戴口罩时，他罕见流露不满情绪，回答说他并不认为可以更早建议民众戴口罩，因为要将口罩留给最需要的医护们。

美国疫情居高不下，是源于美国的联邦体制

许多人对川普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此时当总统的不是川普，而是拜登、希拉蕊、奥巴马当总统，面对此一严峻挑战，很难想像他们会比川普做得更好。

美国疫情居高不下，主要不是总统的责任。总统拥有很大的权力，特别是处理外交和国防事务的权力，但在美国的联邦制下，总统对美国国内事务并不能朝纲独断、令行禁止。在抗疫措施上，各州（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自治共和国）比联邦拥有更大的决定权。比如，川普曾试图让纽约封城，却遭到纽约州州长和纽约市市长的拒绝，后两者在诸多事务上频频跟川普唱反调，川普亦无计可施。纽约疫情的爆发，后两者的责任比川普更大。

作者认为，疫情带给美国的是皮肉伤，并未让美国伤筋动骨。美国必将重新站起来。（汤森路透）

普遍来看，民主党执政的地方，疫情比共和党执政的地方更严重。在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十个州中，排在前三甲的纽约、加州、新泽西都是民主党执政，紧跟着的伊利诺伊、马萨诸塞也是民主党执政，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三个州是摇摆州，只有德克萨斯、乔治亚是共产党执政的红州。德克萨斯确诊人士超过十五万，位居第四，但死亡人数只有两千多（纽约是三万一千多，加州是近六千，新泽西是一万五千多）；确诊病人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六，远低于纽约的百分之七点九、加州的百分之二点八和新泽西的百分之八点吧；治癒人数为八万，超过确诊人数的一半，而确诊人数前三名的三个州的治癒人数只有确诊人数的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确诊人数的上升是因为测试量大大增加，美国测试人数已接近三千万，仅次于中国宣称的八千万——但中国的测试水准和数字不可信，中国出口的测试试剂，捷克、西班牙、芬兰、巴西等国先后批评说，准确率只有两成，根本无法使用。而美国的测试方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数月间已经研制出几代测试方式和仪器，最短在数分钟内就可以知道结果。

美国疫情反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蔓延全国的黑命贵运动。很多民主党政客利用黑命贵运动反对川普政府和影响十一月总统大选，在拖延重启经济（包括将教会礼拜日聚会的人数限定在十人以下）的同时，却纵容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公开集会（并不要求他们戴口罩）、暴徒打砸抢甚至占山为王。这些左派政客和崇尚共产主义的运动领导者，在政治正确的遮蔽下，不惜践踏法治和秩序，罔顾普通美国民众的生命。

美国的联邦制和地方自治传统，以及联邦层面的三权分立，使得美国不可能像中央集权、一党专制、一人独裁的中国那样，随意封城乃至用铁板将一个居民区的出口封死，任何人出门都要扫描健康码——这种做法固然能有效遏制病毒传播，但有多少美国人愿意付出这种失去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代价呢？

我对美国的疫情平息抱有乐观的预期，疫情带给美国的是皮肉伤，并未让美国伤筋动骨。美国必将重新站起来。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着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