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已丧失进行冷战的条件

“遏制”学说由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提出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嘉南•加内什：以冷战为主题的故事片，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一些热战。苏联解体30年后，我来到华盛顿一家重新开放的电影院，观看由贝内迪克特•坎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主演、以古巴导弹危机为时代背景的《信使》(The Courier)。

在屏幕上，冷战很好玩：它提供不少事关重大的素材，却没有（太多）流血。但一旦我们把当年的美苏冲突视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参照，麻烦就开始了。在一些人嘴里，“遏制”中国已成口头禅。级别不低的美国共和党人大谈特谈“自由世界”。如果冷战比喻只是不贴切的历史对照，那么它将仅仅是学术上的恼人立场。但风险在于它也是自我实现的。美国一些人的言论可能会使该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姿态，而这种姿态忽视了本国社会已经发生多大变化。

关于如今这场超级大国对立与当年的冷战在结构上的区别，人们已有足够多的著述。显而易见的区别包括：作为商品贸易大国、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所有者，以及游客和学生的来源国，中国与美国交织的程度是苏联从未有过的。要让这两个国家脱钩，将需要一整个时代的技术工作。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在担任美国总统四年后的进展也不过如此。

但是2021年与——举例而言——1951年之间的真正区别是美国本身的内在特征。20世纪中叶的美国适合与某个外部对手进行无止境的对抗。那时它仍处在始于珍珠港的战争姿态中。征兵制仍在实行中。人们对政府如此信任，以至于就连朝鲜战争——以僵局告终，美军每年的阵亡人数超过后来的越南战争——也未曾引发真正规模的抗议运动。

作家欧文•豪(Irving Howe)所称的“顺从的年代”(Age of Conformity)并不完全属实。摇滚乐发端于那个时代，而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性学研究的发现背离了圣经中的标准。然而在那个时代，美国整体上是一个稳定、宗教信仰虔诚、移民较少、由共识政治主导的社会，其军事化程度之高，就连军人出身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也感到不安，促使他在自己的告别演说中就这一点发出了警告。

至少一代人以来，上述特点已没有一个仍然反映美国的国情。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心明显降低。最近几次外部冲突留下的记忆没有荣耀可言。对多数美国公民来说，自1973年以来完全由志愿兵组成的军队，是一个令人尊敬但遥远的机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共识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党对立，这种对立的尖锐程度很可能是所有富裕民主国家中最高的。

美国的敌人称转向喧闹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堕落，但它很多时候是一件好事。它只是恰好意味着一个国家更难在长期基础上围绕某个外交政策目标进行动员。

这一切都不意味着美中较量将会逐渐消失。但是相较于当年的美苏对抗，它很可能会以松散得多、以至于令人难以辨识的形式进行。最重要的是，它对普通公民的要求必然不会那么高。脱口而出的“遏制”尤其轻率，因为“遏制”是一套深刻的学说，当年改变了美国在国内外的姿态，最终使提出这套学说的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也感到惊骇。

毫无疑问，冷战的某些技术维度已经重现：创新竞赛，在经济上向盟国献殷勤。在天平的另一端，可怕的是，围绕台湾或其他一些爆发点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是，介于两端之间、对多数公民具有实际影响的无限期战备状态，似乎超出了像现代美国这样难以管治的社会的承受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华鹰派看重的“自由”妨碍着他们想要的持久对抗。

外交政策讨论往往把国内事务视为次要话题。但即使在威权国家，也很难将“高级”的外交政治与“低级”的国内政治分开。这些国家大多会考虑公众情绪，即便其公民没有选举权。

在美国，脱离社会背景地研究外交政策更加不合逻辑。当年，信任政府和有凝聚力的美国人民最初团结起来对抗苏联。后来，在上世纪60年代接受了自由主义观念的美国人迫使政府致力于缓和同苏联的关系，使美苏冲突结束。

一路追踪社会变化至当下，其影响十分清晰。乔•拜登(Joe Biden)总统没有像他的某个民主党前任（指约翰•肯尼迪——译者注）那样，要求选民为反对某个共同对手“忍受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辛”，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演讲水平有限。他只是知道在当今提出那种要求将是多么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