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合盟友行动的战略局限

亲中共的香港01报道：上周二（20日），新西兰外长马湖塔（Nanaia Mahuta）在纽中关係座谈会中提到新西兰担心五眼联盟对华“过度活跃”，担忧联盟近来大幅扩张管辖权的趋势。纽方此举显然是表示自己不支持美国等国家利用五眼这个情报分享组织作为向中国施压的平台，并且在对中国释出善意。

不过，马湖塔次日便不得自我修正，指新西兰一直受益于五眼，未来也将继续积极参与五眼内部事务，被认为是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随着中美角力继续深化，加上拜登政府上台后强调联合盟友行动，将有更多像新西兰的例子。

为了围堵中国打压其崛起，美国政府一直试图策动其盟友联合行动。即使上届川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而得罪不少盟友，但美国外交体系仍然不断游走各国四处游说盟友围堵中国，包括联手打压华为、就香港、新疆等问题向中国施压。拜登上台之后，更加开宗明义要摒弃单边主义，强调美国将会尽力修复与盟友的关係，并组成联合战线对抗中国。

CCG创始人王辉耀教授对话美国哈佛大学甘迺迪学院创始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晨参与研讨。对话围绕历史视角下的大国竞争、如何来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路径建议、安克雷奇会谈后的中美关係、气候变化的全球应对等话题展开。（CCG供图）

盟友关係影响成败

“与盟友联合行动”乍听起来的确比起“美国与中国单打独斗”聪明，但也并非一本万利之方法。如果美国无法更好说服盟友围堵中国的好处，只是利用政治压力要胁盟友事必共同行动，那最终可能弄巧反拙。古希腊斯巴达与雅典竞争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例子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参考。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经常在大国角力时被引用于借古鑑今。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学者已经以雅典比喻美国，斯巴达比喻苏联，从历史中吸引教训指美国应避免开战，而以经济实力拖垮对方。近年，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例子，提出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很可能爆发衝突的“修昔底特陷阱”。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也是以善于组织盟友见称。雅典人在波斯人第二次入侵希腊后，因其在海战上的出色表现，开始组织盟友并结成史学家所称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在开始的时候，雅典人以应对下次波斯入侵来说服盟友帮助自己，盟友都担心波斯人再次入侵，对组成同盟自然较乐意。不过随着波斯人没有再入侵的迹象，而雅典却与斯巴达爆发争霸战争，提洛同盟也慢慢转化成雅典争霸的政治工具。然而，不少盟友并没有真心想帮助雅典对抗斯巴达，盟友关係在欠缺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最终自然是经不起消磨。伯罗奔尼撒战争历时37年（包括中间的停战期），是古希腊最持久的战争。到战争后期，像底比斯等关键城邦背离雅典改与斯巴达人同盟，雅典不得不开着战舰四处去强迫那些开始动摇的“盟友”进贡效忠。相反斯巴达并没有频繁地要求盟友进贡，而且答应盟友打败雅典后会回复秩序，就显得更受欢迎。如果论及雅典的败因，无度地利用盟友资源当是其中一个主因。

雅典崛起刺激了旧有霸者斯巴达，被认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雅典卫城：Leo von Klenze / Wikimedia Commons）

没有国家为了他人而违反自己利益

美国试图组织盟友联合对抗中国，但在要求盟友共通行动的时候，很可能影响到对方的经贸利益。像新西兰这般小国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实不简单。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不同场合也常指出，新加坡不希望在中美之间被迫选边站。如果不断被美国强迫要牺牲利益与其共同行动，而美国又无法给予更大的利益回报作为诱因，不断的政治施压最终可能演变成盟友的反感。反感一旦长期累积，盟友可能最终不得不重新考虑关係。毕竟没有国家喜欢为了他人而做出违反自己利益的事。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体量在全球比例中佔比不断下降，1960年代美国佔全球GDP高峰时达三成以上，今日却只佔不足16%。美国能以实力影响盟友行动的筹码已经愈来愈少。拜登大打盟友牌看似略有成效，但长远而言却无法解决美国与盟友间利益渐行渐远的事实。联合盟友最终有可能成为消费盟友。国与国的关係必然基建于互惠互利的大前提，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廿一世纪，世界必然需要新的国际关係，而不再是由美国单边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