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COVID-19开始在美国肆虐以来的两年中，这场大流行病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被政治化，往往损害了控制疾病和治疗患者的努力。然而，现在，国会议员正朝着两党合作的方向迈出第一步，以争取了解疫情的起源并评估联邦政府的响应措施。
资料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供的这张2020年的电子显微镜图像显示了导致COVID-19的SARS-CoV-2病毒颗粒。
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的两位最资深成员已经开始传阅一项提议，即建立一个由12名民间人士组成、拥有广泛权力的委员会，来调查这个疾病的起源以及川普和拜登行政当局的疫情响应措施。该倡议似乎得到了两党成员的广泛支持。
这两名参议员——卫生委员会主席、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帕蒂·默里(Patty Murray)以及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理查德·伯尔(Richard Burr)把为调查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起源而成立的委员会做为模板。那个委员会对导致袭击的事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赢得了两党的称赞。
这项提案是一项更大的立法的一部分，该立法被称为《准备和应对现有病毒、新出现的威胁和大流行病法》，简称为《预防大流行病法》。除了成立工作组外，该法案还将扩大公共卫生机构应对疾病爆发的能力，促进研究和开发，并加强医疗产品的供应链。
国家工作组
法案中提议的小组将被称为“美国应对COVID-19大流行病国家工作组”，并将有权发出传票，强迫有关人员作证和披露调查所需的记录。
克里斯汀·乌尔奎扎(Kristin Urquiza)是一个为受COVID影响的家庭提供支持的组织“COVID标记”(Marked by COVID)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她对美国之音表示，莫里和伯尔的提议让她深受鼓舞，称这是她迄今为止看到的调查小组框架的最佳版本。
“一年多来，‘COVID标记’一直在呼吁成立一个委员会或工作组，”乌尔奎扎说。“对我们的家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我们对发生的事情和原因有一个准确的记录。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所爱的人失去了生命，而且可以把我们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传递给自己和后代，这样下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时，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
政治雷区
到目前为止，关于大流行病的起源和联邦响应措施的讨论往往高度政治化。在疫情初期，当时的总统川普急于淡化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的许多政治支持者也采取了这种立场。
这导致美国各地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如何看待联邦的疫情响应措施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随着COVID-19在美国的死亡人数从数千人增加到数万人，川普非常公开地试图将这个全球卫生危机归咎于中国，中国是这种疾病最早被发现的国家。关于中国对病毒传播的责任程度的争论也带有尖锐的党派色彩。
指责中国
国会中的许多共和党人都支持这样的理论，即新冠病毒是从中国的一个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逃逸出来的。这一理论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支撑，即在首次发现该病毒的武汉市，有一个大型的传染病研究机构。
总体而言，民主党人更倾向于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观点，即病毒是通过与已经感染了一种病毒的野生动物——可能是蝙蝠——密切接触而传到人类身上的。
然而，世卫组织对该病毒的起源发出了混合的信号。该机构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病毒通过实验室泄漏传播到人类的可能性极低。然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博士表示，中国拒绝分享COVID-19早期病例的重要数据，妨碍了世卫组织的调查人员完成彻底分析的能力。
在一系列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佛奇（Anthony Fauci）医生一直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咄咄逼人的质疑，他们指责他隐瞒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部分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信息。
佛奇一直公开支持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呼吁。
希望平衡调查
在大流行病早期阶段，共和党人对任何负责调查这次疫情的委员会都持怀疑态度，担心其调查结果会被用作打击川普行政当局的一根棍子。
“COVID标记”组织的乌尔奎扎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不太可能被视为政治化，因为两党对COVID的应对都可以被视为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一些失败。
“我们从一开始就担心，这个委员会会变成对中国或川普总统的猎巫行为，”她说。“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分情况是，拜登行政当局现在也有了应对大流行病的记录，这就为允许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褒和贬都打开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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