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发力，拜登的第二波战略攻势浮出水面

根据《华尔街日报》消息，美国拜登当局准备好将于数周内公布首个针对印太地区的新经济框架，在数码贸易、数字贸易、供应链和绿色技术等领域，与区内友好国家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早前，美国总统拜登曾誓言，不会将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拱手让给战略对手，美国“必须”主导新的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而在前总统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暂时失去了利用地区多边架构来实现主导贸易事务的机会。

新总统从国内政治考量，不愿意与区域国家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的贸易协定，并重返“TPP（及其后的CPTPP），因此寻求一项更宽泛但也更具战略针对性——针对印太地区的首要战略对手——的所谓超级经济架构，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贸易副代表比安奇在不久前的一场贸易会议上披露了拜登当局计划在“数周内”对外推介新的地区经济框架。

这份地区经济新框架是拜登当局在其任职首年完成针对首要战略对手的外围战略布局后启动“第二波”攻势的“重头戏”，标志着本届政府对外战略逐渐转向其重心：与首要对手开展全面战略竞争的政策安排阶段。

对于拜登当局来说，近期战略三角关系及在欧洲出现的新的军事紧张态势，并不符合其战略意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佯攻态势及与美国和北约缔结安全保障条约的新诉求，超出了其能够给予莫斯科的安抚条件之底线，从而实质将其引入俄方的战略布局，尽管拜登本人将首要对手和次要对手最新的外交互动轻描淡写为“不新鲜”，但事实上仍然难掩意图在两者之间制造分裂的拜登当局的某种失望情绪。

拜登轻视了莫斯科的战略能力。

进入新年后，原本打算将战略主战场转移到印太方向的拜登当局将仍然不得不分身于印太和欧洲两个方向，同时应对首要和次要战略对手，当然，最重要的是，它能否满足莫斯科扩张的胃口，以便使其在中途撤出与美国博弈的主战场。

这将在某种程度上牵制其在印太工作的力度。对于华盛顿来说，可能烦恼不止于欧洲，印太地区也将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一个细节显示出美国在印太所依赖的主要机制之一“四方安全对话”未能令拜登当局完全满意，这就是美国务卿布林肯选取将“四方安全对话”第四届外长会议放在澳大利亚举行上。

华盛顿可能对东京的战略作用产生了一定的疑虑，以至于将原本应该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新一届外长会议转移到澳洲举办。

按照去年“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年度安排，日本是2022年的东道主，包括外长和元首会议本应都在日方牵头组织下在该国举行。

看上去是一个为了更便于美国务卿行程的安排，但也可能反映出华盛顿和东京一定程度上的不协调，其中包括日本新政府对美国首要对手的态度变化、岸田文雄访美安排一再推迟及对“四方安全对话”不甚积极等各方面。

与美国在印太的新经济架构倡议几乎同步，日本为重要成员之一的“ACEP”已于年初正式启动，日本参与主导的CPTPP对于新成员的吸纳也将由于某些对立方同时申请而进入微妙时期，都将考验华盛顿和东京盟友关系的深度和韧度。

拜登当局对于其国内法《竞争法案》的急切态度表明了，华盛顿增强了其与首要对手的战略竞争的紧迫感，与此同时，对于欧洲方向的战略稳定及其主要盟友的配合上无疑也将提高要求。

“AUKUS”的成立及“四方安全对话”第四届外长会议定于澳洲举行本身说明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战略更依赖于盎格鲁撒克逊族兄弟联盟国家而非其他关键盟友，欧洲和印太方向可能同时存在相似的问题。

主要盟友尚且如此，那么地区次要盟友及伙伴就更不用说了。

对于华盛顿来说，印太地区国家间不够团结，缺乏强有力的地区联盟，可能有助于其施展在地区的大国竞争战略，但同时对其自身也形成同样的反作用力，即地区每个国家，特别是重要国家，都有自己独特和自私的考量，无法全面按照华盛顿的蓝图前进，其中就包含了拜登当局将倡议的新的地区经济超级架构。

如同2021年由拜登当局与跨大西洋盟友新关系构建及美俄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复杂结果那样，拜登当局以印太地区为重心、以首要战略对手为主要目标的第二波战略攻势，也不会是一条坦途，势将面临复杂的外交博弈。（作者：丁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