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今年的大学招生恐怖秀

　　今年2月，当被问及今年的大学录取情况时，洛杉矶一位富裕的白人家长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上面有三个表情符号：一个悲伤，一个蓝脸发抖，还有一个看起来要吐了。  

　　后来在电话中，这位家长选择了“暗淡”这个词来描述孩子所在著名私立高中12月在ED（Early Decision，具有约束力的提前录取）、EA（Early Action，不具约束力的提前录取）中的表现（常规录取结果在3月底和4月初公布）。这个孩子成绩顶尖，课外活动非常丰富，而且担任了很多领导者的角色，但申请的一所常春藤盟校给了个延后决定的结果，尽管他们家族跟学校有渊源——这位学生的结果还算好的，几位同样申请该校的学生直接在ED中被拒了。 

　　远大前程大学预科（Great Expectations College Prep）的创始人珍·卡菲什（Jen Kaifesh）说，EA/ED的结果就像“垃圾箱里的火”。卡菲什的客户来自贝弗利山、贝莱尔和布伦特伍德等洛杉矶的高档社区。“一些曾经拥有骄人录取成绩的私立高中刚刚被淘汰。家长们很生气，”卡菲什说，她对春季的常规招生仍抱有希望，但“ED一直是富裕家庭入学的方法，因为你不用担心经济援助。你可能有钱去访校，确保这是你梦想中的学校。在这个环节中血流成河，这不是一个好迹象。”  

　　由于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大学录取过程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彻底颠覆了；现在的ACT和SAT是可选考试，这使得申请大学的人数激增；此外，“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社会抗议活动之后，大学投入了更多精力招收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学生，以及由于孩子们展示自己的方式越来越少（记住，不再有SAT），他们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GPA和高中课程上，这引发了广泛的焦虑：9门AP课程够吗？  

　　向招生体系注入更多公平的努力表面上受到了赞扬，甚至那些已经从现状中受益的家庭也表示赞赏。这些家庭理解布朗大学的社会和公民意义——事实上，这是国家的当务之急——说它最近的ED批准中录取的学生中，有51%是黑人、拉丁人、美洲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或太平洋岛民或亚裔。或者是加州大学宣布，这个录取季收到的拉丁裔和黑人申请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的调整不会让人感到左右为难，尤其是对那些正在争取入学，而且拥有的财富和影响力仍然被认为可以改变天平的家长——比如一个可以捐赠图书馆的人，或者一个可以给大学校长打电话、安排个人面试的人。  

　　这些家长突然感到有点……无助。正如这位使用表情符号发短信的家长所说的那样，“学校表示，他们的申请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还在说，‘顺便说一下，全世界的人，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们真的在努力培养一个多样化的新生阶层。如果你后退一步，你会说，‘太棒了。非常非常好。’但如果你碰巧是中上层阶级的白人家长，有个中上层阶级的白人孩子，你会说，‘哦。现在真是糟透了。’” 

　　为了适应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富裕家庭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入学策略。来自家庭友人兼首席执行官或名人的推荐信已不复存在。正如另一位洛杉矶的家长告诉我的那样，“一封来自上流人士的信不再管用了。”另一名家长说，她孩子就读的私立学校的辅导员建议学生“找份工作”。这可能是在咖啡店或餐厅工作，以了解低薪劳动的价值，或者志愿成为一名急救车护理员，这是一份条件艰苦又能帮助人的工作。不管怎样，“我的感觉是，‘不要再去秘鲁扶贫，找份真正的工作吧。不要再做那些富家子弟做的事情了’。”  

　　卡菲什说：“你要讲述的故事，一定要谈到如何利用你的特权使世界变得更公平、更美好。我有一个学生想上医学预科，我说，‘不要只是在医院做志愿者。这很好，但现在这还不够。如果你考虑去在一家诊所做志愿者，在贫困危险的市中心练习西班牙语，或在市中心服务不足的社区工作，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 

　　马特·巴特勒（Matt Butler）是大学咨询公司巴特勒方法国际（Butler Method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在曼哈顿和伦敦都设有办事处。他认为课外活动的转变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可以让孩子们成为更好、更有自我意识的公民。“我认为，考虑到BLM运动和反亚裔仇恨事件，学生们正在经历很多涉及社会正义和多样性的思考、体验和活动。这是一个动态的时代，学生们正在做这些工作。我有一个学生要求人们向养老院捐赠口罩，因为他的祖母死于新冠。这种经历就能写成一篇很好的申请文书。因为当很多学生都感到无力无助自暴自弃的时候，这里有个学生在行动起来，忙着给老人筹募口罩。”  

　　问题是，有时这些举动也会显得做作。洛杉矶精英女子马尔伯勒学校的校长普利西拉·桑兹（Priscilla Sands）说，她的学校鼓励学生在从事打造履历的活动的同时，表现出真诚的同理心。  

　　桑兹补充说，相比孩子，通常父母对录取结果更在意。对于这一点，非裔作家克里斯蒂娜·西蒙（Christina Simon）也有同感，她有个儿子在洛杉矶北部的Viewpoint学校读高四。西蒙的儿子ACT考试成绩为35分（满分36分），是篮球队的副队长，全美数学荣誉学会成员，还是乐队的小号手（还有其他许多荣誉），今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提前决定录取，她说她开始听到一些杂音。西蒙说：“有几个人暗示说，他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是因为他是有色人种。他们谈论的是‘学校试图引入更多样化的班级，所以他们招了更多少数族裔学生’。我的回答是：‘如果他不能被录取，那还有谁能？’”  

　　事实上，这些父母的悲痛感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只是因为找到了新的替罪羊？大学招生真的被颠覆到这样的地步，特权阶层将被拒之门外吗？运动员仍然站在金字塔尖，他们在高二的时候就被大学教练招下了。没有人会相信那些非常富有和有影响力的人——比如盖茨和贝索斯——的孩子们会去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学习（这是美国中西部一所排名靠前但有时被忽视的学校）。  

　　卡菲什说，即使大学招生已经出现了很多变化，但也没有动摇到根本，其中一条便是对“家族关系”的看重。当一个校友的孩子与一个同等水平、但没有任何关系的学生进行比较时，一个VIP星号就会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校友子女排在前面。  

　　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负责学院与校友关系的前副校长米奇·芒利（Mickey Munley）说：“比起校友推荐，我认为‘有影响力的人’推荐对招生部门更重要。如果学校校长有一个好朋友的孩子想要来，校长可能会打电话给招生办或董事会成员。”  

　　现在，最让高中高年级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感到震惊的是录取率。“当哈佛的比率是3%时，你就得计算了，”一位父亲说。“如果你扣除了第一代大学生、所有运动员和校友子女所占的名额，那么这3%还剩下多少？” 

　　这个人的孩子被常春藤盟校录取了。这个体系似乎还没有完全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