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主义如何影响美国

孤立主义是美国立国之初精神，威尔逊也无法改变

美国外交政策转变一直在孤立主义与主动承担大国责任间来回摆荡，其发展历程中交杂著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美国外交政策自立国以来即带有浓厚的孤立主义，尤其在建国初期受到华盛顿《告别演说》影响，奉行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原则，在19世纪更是确立仅干预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但核心始终是维护自身利益。随著美国国力增强，在老罗斯福的“巨棒外交”及冷战时期的全球军事与经济介入中得以充分展现。学术界常以现实主义(Realism)解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追求霸权的动因，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迫使大国采取积极干预与选择性合作的策略以确保自身安全与利益。

即便被世人视作理想主义代名词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也时常务实地用现实主义的角度处理外国事务。虽然威尔逊打破美国过往所尊崇的孤立主义，派兵参加一战并发表有名的十四点和平声明，提倡组建国际联盟，并鼓舞了各个殖民地民众“独立自治”，透过各种行动宣传民主自治的理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塞夫尔条约》的构想中，威尔逊领导的美国国务院为亚美尼亚第一共和国规划出理想领土。

1920年5月，威尔逊向美国国会请求授权支持，但在6月被美国参议院否决。再加上后来土耳其兴起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久后爆发了土耳其—亚美尼亚战争。在美国国内政治态度的转变、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崛起、美国传教团在中东的传教影响及随后一系列国际条约的签订种种考量下，威尔逊所宣称的不惜一切代价动用武力没有发生，最终选择放弃出兵支持亚美尼亚。虽然美国在一战中短暂参与，但战后迅速回归孤立，在美国民意与参议院的决定下，美国再度回归孤立主义并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并推动保护主义政策，如《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尔后的1929年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使美国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经济危机暴露出单靠孤立主义难以摆脱困境的现实问题，迫使国内政策开始注重经济复苏与国际合作。小罗斯福上任后推行的新政不仅重振了国内经济，也逐步改变了美国民众对外部世界的看法。随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美国逐渐认识到维护全球稳定与自身安全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而不得不从长期孤立中走出，开始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在二战期间，美国迅速实现产业转型，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和物资供应国，这一过程展示了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动员能力。战后，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利用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各国重建，不仅促进了国际经济复苏，也加强了与盟国的战略联系。美国在推动建立以自由贸易和市场规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积极引入重商主义思维，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贸易规则和货币制度，为其全球霸权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 

同时，美国借助多边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力量，塑造了一个以自身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中，美国既利用军事力量保证国家安全，也运用经济工具扩大市场与影响力，从而实现了现实主义与重商主义。

川普时期重回孤立主义？拜登政府多边主义框架下的选择性干预 

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经常被外界解读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的回归，特别是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JCPOA）等国际协议后，这种说法更为普遍。然而，若从实际政策来看，川普并未真正远离全球事务，而是采取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与选择性干预（Selective Engagement）的战略，透过经济战争、军事施压与外交谈判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在经济领域，川普政府发动中国贸易战，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对华为、海康威视等科技企业实施技术封锁，试图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削弱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如果川普政府真的奉行孤立主义，他应该选择降低国际摩擦，而非积极塑造全球经贸格局。此外，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并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显示其并未放弃全球经济布局，而是改变规则，使其更符合美国利益。 

在军事与安全方面，川普政府一方面宣布从阿富汗与叙利亚部分撤军，试图结束“无休止战争”，但另一方面却加强对伊朗的制裁政策，甚至下令击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这显示美国并未真正撤出中东，而是透过军事威慑与经济制裁取代大规模军事介入。此外，川普虽然批评北约（NATO）盟国未承担足够的国防费用，但并未退出北约，反而透过施压迫使盟友提高军费分担比例，而非放弃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影响力。

在亚太战略方面，川普政府强化“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在第一任期也加强对台军售并提升美台军事合作，第二任期刚开始时便立即召开与日本、印度、澳洲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试图遏制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若美国真正采取孤立主义，应该减少对亚太地区的承诺，然而，川普政府的行动显示美国不仅没有退出亚洲，反而加强战略竞争，进一步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与经济影响力。过去在拜登政府上台时，在外交语言上强调“重返国际秩序”，并透过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恢复对WHO的支持以及重启《伊朗核协议》谈判，来展现美国对多边主义的承诺。

然而，从对中国政策与印太战略来看，拜登政府在实质上延续甚至强化了川普时期的现实主义操作模式。例如，在科技战方面，拜登政府扩大对中国的封锁，推动半导体供应链重组，并加强与欧洲、日本、韩国的技术联盟，以限制中国在人工智慧、5G、芯片等领域的发展。军事上，拜登政府强化美日、美韩、美澳联盟，推动AUKUS联盟，并持续对台军售与军事交流，显示美国在战略上并未放松对中国的围堵。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并未真正回归孤立主义，而是透过单边主义与选择性干预来重塑国际格局，而拜登政府则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延续了美国的全球竞争战略，并进一步深化对华战略围堵。两者在战术上有所不同，但在战略核心上，皆以维持美国霸权为首要目标。

结论：美国霸权战略与未来展望

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不同时期虽有风格上的变化，但其核心战略始终围绕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川普政府透过单边主义与强势经济战争，试图改变国际规则，使其更符合美国利益；而拜登政府则在多边合作的框架下，强化美国的制度性影响力，并深化与盟友的战略联盟，以围堵中国的崛起。

美中竞争将是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议题，而其对抗模式将涵盖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层面。美国不会回归传统的孤立主义，而是将持续透过供应链重组、科技封锁、军事联盟与国际规则制定来确保美国的战略优势。

未来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执政，美国的霸权战略都将延续，只是手段与策略有所不同。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将在经济战、科技竞争、军事部署与价值观外交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其影响力，而这场大国竞争将持续影响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关键主轴。这种政策连续性既反映出现实主义的根本逻辑，也暗示著国际秩序中的不确定性将随之增加，将对全球治理体系带来长久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