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怨恨，终得清算！哈佛是如何得罪的川普

墙内自媒体惠文论世界文章：近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正式宣布，撤销哈佛大学参与“学生与交流访问者项目”（SEVP）的资格。官方给出的理由包括“未配合国家安全调查”、“纵容反美情绪”，以及“与中国准军事组织存在合作”。这一决定意味着，哈佛将无法再招收国际学生，而目前在校的6,800名外国学生则必须转学或面临失去合法身份的风险。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有史以来对哈佛最严厉的一次行政打击，也被是川普与这所常春藤名校之间七年“爱恨纠葛”的高潮。从最初的政策批评、科研拨款冻结，到如今切断其全球生源，这场围绕高等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战争早已经超出了校政之争的范畴。

根据外媒报道，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明确表示这一措施不会止步于哈佛。她强调，大学招收国际学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并向全国高校发出警告：“这应当成为所有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警示。”（Let this serve as a warning to all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哈佛为何成为“敌人”？民粹时代的反知识结构

当国家以“安全”的名义伸手干预学术空间，我们所面对的，早已不是政策执行的问题，而是信任体系的崩裂。哈佛不仅是美国学术界的象征，更代表着全球高等教育的价值体系。一旦它被视为“国家敌人”，受损的将不仅是国际学生或研究项目，更是美国作为全球教育中心的地位与信誉。

当一所大学被要求交出过去五年的抗议活动视频作为换取认证的条件，教育的本质便不再是自由探索，而沦为服从的工具。

制度层面上，尽管联邦司法系统仍试图维系平衡，但在行政权力急速扩张的背景下，连哈佛这样的超级机构都难以自保，那么那些资源匮乏、立场边缘的高校又将何去何从？

川普的“逆精英”叙事下的七年对抗

在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中，大学都应当是敢于批判与善于自省的孕育自由思想的神圣空间，然而，在民粹主义话语中，它们却往往被重塑为“背叛人民的堡垒”。哈佛，就是这场叙事战中的“头号反派”。

2017年1月，川普上任仅数日，便颁布旅行禁令，限制多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哈佛当即发声，时任校长德鲁·福斯特称该令“残酷而武断”，并强调这与大学的价值根本冲突。这是双方首次公开对抗。

同年6月，川普着手终止奥巴马时期推出的DACA（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哈佛不但坚持继续录取DACA学生，还加入对政府的诉讼行列。试图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这群身份边缘但学术优秀的青年。自此，哈佛在法律与道义层面都与白宫立场直接对立。

同年8月，司法部开始调查哈佛的种族平权招生政策，质疑其是否“歧视亚裔申请人”。这场风波持续至2019年，尽管联邦法院初步支持哈佛的做法，川普政府仍不断上诉，将这场法律纠纷推向全国性政治象征意义的高点。教育平权议题被包装为“逆向歧视”，成为右翼选民动员的重要议题之一。

2020年疫情期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出台新规，若高校仅提供网课，国际学生必须离境。哈佛与MIT联合提起诉讼，最终迫使政府撤回政策。同年12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以“披露不合规”为由，冻结哈佛及其附属医院1.1亿美元科研拨款，称其“与中国科研人员关联不明”。哈佛则指控此举具政治动机。

进入2024年大选周期，川普势力卷土重来，哈佛再次成为攻击靶点，被指“亲哈马斯”“支持恐怖主义”“危害国家安全”。至此，哈佛从学术机构逐步被塑造成文化敌人。

当包容被视作背叛：多元价值观如何被标签化

“多元”“公平”“全球视野”这些原本属于高等教育中性词汇的概念，在当下美国却迅速转化为政治立场的信号。川普及其支持者并不是在质疑某项政策本身，而是在质疑这些价值观本身的正当性。从反对平权招生，到打击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再到批评高校“包庇外国势力”，我们看到的不是对行为的审查，而是对信念的审判。

在这一语境中，哈佛所坚持的国际学生政策、支持DACA的行动、与中国学术合作的历史积淀，都可以被重新诠释为“反美”的证据。这种政治标签的武器化，极大压缩了学术机构的思想空间——

高校不再被评判其研究、教学、社会贡献，而是被拷问其意识形态归属。

当教育沦为忠诚测试场，教育者就不再是独立自由的思想者，而是政治风向的追随者。在这种压制之下，高等教育从自由探索变成了价值归顺，权力与知识之间本该保持的礼貌空间，被强行挤压为服从结构。

而这正是民粹主义的核心策略之一：通过制造“人民vs精英”的对立，重构合法性。

这种策略在川普政府针对哈佛的系列行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通过对“反美价值”的定义，将平权行动、全球合作、甚至抗议自由统统放在美国的对立面，进而动员其政治支持者产生情绪认同。

大学的自保与困境——民粹攻势下的学术堡垒还有多稳固？

哈佛当然会提起诉讼，它也有强大的校友网络和资金储备，但这场“战争”早已超越了某一份行政命令的撤销与否。真正的问题是：当大学被放置在国家叙事的对立面，它还能靠什么维持自身的独立性？

在民粹主义对大学的攻击中，最致命的并不是政令本身，而是它制造的社会情绪。当公众普遍接受“大学=反美、亲外、浪费税金”的说法，学术机构的辩护就不再有效。更糟的是，很多高校可能会因为害怕被“下一个哈佛”，而进行自我阉割，主动放弃某些研究、远离国际合作、压制校园言论。这才是真正的胜利：不是行政命令的强制，而是价值信仰的崩塌。

美国大学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制度与文化双重夹击。未来可能不是哈佛输给了白宫，而是整个高教系统逐步放弃了与权力抗衡的意志，转而用“中立”“合规”之名，迎合时代的反智潮流。这场危机也不是哈佛一校的困境，而可能成为美国学术体制的一个临界点。当哈佛都无法保障自己的制度性安全，可能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将不只是“哈佛该怎么办”，而是“美国还允许什么样的大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