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老先衰....蒋雨融的演讲，到底糟糕在哪里？

5月30日，我在写《美国暂停哈佛大学招收国际生，中国留学生能转校清华北大吗？》的文章时，简单地引用了哈佛女孩蒋雨融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当时我放飞自我，在文章中点评道：

如果是20年前，蒋女士的演讲势必引发一片盛赞，演讲稿甚至会成为雅思作文范文。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早已经对精英叙事怯魅了呀。

文章发出去之后，有人觉得蒋同学的教育履历可能有待商榷，但她演讲得挺好的啊，到底糟糕在哪里，是不是你眼红？

人呐，就都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

例如我实在也不是谦虚，我一个没去过美国的土鳖，怎么就能评论哈佛大学优秀毕业生的演讲稿？

我很抱歉，我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但是我见得太多了，我有这个必要，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

虽然我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最好的。但是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关于蒋雨融的毕业典礼演讲水平，既然大家已经研究决定了，那我就从口语表达、词汇量、演讲习惯等方面来讲几句。

❷ 没有感情的口语表达

有句俏皮话是这样说的：虽然你上班挣得少，但你放假花钱的机会也不多。所以…你其实并不缺钱。

蒋小姐的演讲也是如此：虽然时长6分钟，但蒋雨融糟糕的中式口语，以及说一句停一分钟的演讲习惯，很好地削弱了演讲稿的信息含量，任何一个学过英语的中国人，大致都能听懂。

我说蒋小姐“中式口语水平不高”，绝不是说“中式口语”很糟糕。因为说白了，语言的首要目的是沟通，所谓牛津腔其实也是方言，而印度英语虽然咖喱味十足，但并不妨碍它们的应用。

我是说，蒋小姐的口语有太多奇怪的地方。例如她每一句话中，所有单词都清晰地发音，缺少数量词（a）与介词（on，in）的连读，也没有习惯性的轻读、略读。甚至于，她的重音与断句也颠三倒四，刻意地落在了最后一个词上，而不管它是不是应该被强调。

这会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听众无法根据上下文，去预测整段话的完整逻辑。

这就好比北洋大军阀曹锟因为误读“前任秘书欠，薪未清”，勃然怒斥曰：

前任秘书欠钱，关我何事？

所以蒋小姐在演讲时，台下的互动总是慢上半拍，往往是她讲完了一句话，等上半天才有掌声，显得就不够紧凑。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出国至少15年（高中3年+大学4年+实习工作4年+硕士1年）、且学习和工作都很优秀的学霸的口语水平。

❸ 气死白居易的简单词汇

但从蒋小姐的演讲习惯看，这一切似乎又别有隐情。

蒋小姐的演讲习惯，至少有两方面的小毛病。

其一是每句话都给出很长的停顿，似乎在强行等待和索要观众的正向反馈。

其二是肢体语言非常西化，且动作夸张。例如她每讲完一句话，都要向左右晃动脸孔，然后动不动就高举双臂——这是标准的传教士布道动作。

她的演讲，全是技巧，没有感情。

而这一切，可能和她组织语言过程中用到的词汇量有关。

简单地说，蒋小姐平时所用到的语言非常低碳环保，让“清新简洁，朴实自然”风格的白居易看了，都要退避三舍。

例如蒋小姐很少用到复杂的单词，主打一个常用口语表达+标准考研词汇，词汇量的匮乏，导致了用词的不精确，显得很假大空。

根据网上透露的一份社交媒体采访，她说到本科毕业后加入了瑞信的某项事业，这项新工作压力很大，但前景很好，拓宽了她的视野…

好好的一个工作采访，通篇都是小学生词汇，相当地平易近人。

拜托，好歹你也在投行实习工作过，就不会用上start-up（初创）、blueprint（蓝图）、milestone（里程碑）等词汇，精准形容事业的各个阶段吗？

也许，正由于口语表达欠佳、词汇量匮乏，台下的观众必须把思维慢下来，才能准确理解句意，然后给出鼓掌、笑容等反馈。而她的演讲习惯也受到这些“经验反馈”的影响，变得拖沓笨重、手势夸张。

也许有人说，毕业演讲嘛，又不是学术交流，追求平实没有错。但我要说，蒋小姐在私下接受采访的场合，也是这么朴实无华，阁下怎么看待？

例如，当小蒋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发言后，国内的媒体依然按部就班地开动舆论宣传，开始炒作。其中某报援引小蒋同学的发言称：

他们（指中国留学生）只想为人类做好事，却被卷入政治。

她真的，我笑死。

作为一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学生，作为一名国际发展方向的公共行政硕士，说出这么幼稚的、不专业的词汇来，我对她的政治学素养表示汗颜。

区区不才，在读书期间因为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我恰好啃过一些晦涩的政治学顶刊论文。

在那个没有AI翻译的年代，读一篇政治学学术文章，往往需要3-4天，让人痛苦不堪。

例如选民凭感觉胡乱投票，政治学中叫做Affective Polarization（情感极化）；又例如社会中出现弱势群体，非得叫做Asymmetric Power Relations（非对称权力关系）；再例如被民粹裹胁的政策越来越激进，被称为Policy Feedback Loop（政策反馈循环）。

但我知道，这些该死的学术词汇虽然拗口，但却纤细精准，难以被口语取代。

所以我甚至怀疑，蒋雨融在攻读硕士期间，是否完整地读过《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文章，能不能用上学术术语（jargon），而不是说出“只想为人类做好事，不想被卷入政治”的外行话。

词汇量的缺乏，恰恰是蒋雨融演讲中最大的硬伤。因为伟大的演讲都离不开调动观众情绪，但它是需要精准的单词，构成优美的节奏和严密的逻辑，从而产生感染力。

在这方面，蒋小姐差得太远了。

❹ 你家师兄怎么那么有才

最后，让我们看看蒋小姐的师兄是怎么演讲的。

这里我需要道歉一声，昨天的文章标题是援引的某公开报道，不够严谨，有读者指出，第一个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留学生是何江，蒋雨融顶多是哈佛校史第一位中国女留学生。

于是我查询了何江的公开信息。

何江，男，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于2009年进入哈佛大学分子细胞生物学系攻读博士（硕博连读），2015年博士毕业。

何江同学在读博期间，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9篇，担任十多家杂志的审稿人。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自传体作品（即2017年出版的《走出自己的天空》）。

2016年5月，何江作为哈佛毕业生代表，作了《改变科技知识分布不均等》的演讲。

和蒋小姐的演讲开头类似，何江也以自身经历为引子，以小喻大，展开对于知识与教育不均等的关注：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办，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后，妈妈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

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注意了，何江并没有沉湎于人性、公平、人权等宏大叙事。

他说，当时他所在的村庄，只不过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不能轻易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而妈妈的处理方法，其实符合生物学的基本原理：

蜘蛛的毒液就是一种蛋白质，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

但何江认为：

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风险也没那么大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这就是我常常提醒自己的，先进科技知识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感到困扰的例子。

何江说，每一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但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事实上，积极地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地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地方，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都能够做到的。

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关键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接受更为先进的医疗。

（何江在毕业演讲中）

所以好的演讲，不在于宏大叙事是不是伟大、光明、正确，不在于演讲技巧丰不丰富，不在于感情充不充沛。它来自于对万事万物洞察与思考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精准而有力的描述。

加缪的恩师、著名短篇小说作家让·格勒尼埃曾说过：

一部伟大的作品，首先并不来自于作者的智慧与技巧，而是来自于作者的性格和力量，来自于他说“是”和“否”的能力。

可惜，年轻的蒋雨融同学未老先衰，提前失去了这样的性格和力量。于是，她只能和伪精英摇摆，和总路线一起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