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是CIA特务 谁炮制出来的谣言？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如今已是九十多岁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2019年1月，他首次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指控习近平是自由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引起不小的骚动。 对索罗斯来说，他的指控夹杂着新仇旧恨。 新仇是他对习近平的专制统治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协助下，如虎添翼，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威胁，令他感到焦虑与恐惧。 旧恨是他的开放社会基金四十年前满怀希望地进入中国，想要大展宏图，最后却铩羽而归，令他十分痛心。

他的达沃斯演讲简略提到赵紫阳的助理鲍彤，体制改革研究所负责人陈一咨，以及改革派成员与中共保守势力周旋斗争的经过。 索罗斯没提到的是，当时在北京之外，最初的一个据点是他在纽约资助发行的一本季刊《知识分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 随着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而开展的新纪元，令索罗斯感到中国的变局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参与这个变局，他“相中”了一位当时与美籍妻子夏竹丽（Judith Shapiro） 合写《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 《革命之子》的出版，轰动一时，索罗斯不但要求这个湖南来的年轻人，担任他拓展中国事业的私人代表，而且愿意每年出资五万美元，资助梁恒出版《知识分子》季刊。 这本杂志开办之初，经费是由美国的民主基金会赞助的。 一年多后经费即将用磬，索罗斯及时注入了活水。

梁恒陪索罗斯到华盛顿去见了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开放社会基金愿意进入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提议，得到积极的回应。 《知识分子》的发行也是风生水起，1984年出纽约版，后来又发行北京版。 季刊顾问包括哈佛的费正清，普林斯顿的余英时，哥伦比亚的黎安友等教授。 那也是美东地区来自港台的写手和来自大陆留学生的一次难得的结合。 梁恒必须时常飞北京，同那里的改革派人士联系。 他是《知识分子》的总编辑，但实际编务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博士生杜念中负责。

杂志办得颇有气象，索罗斯的资助也逐年增加，他对杂志的内容从不过问。 余英时后来出版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原型是为《知识分子》写的一篇专论。 大陆老一辈经济学者千家驹写了论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运动的长文。 在普林斯顿跟随邹至庄教授读博士的中国青年学者杨小凯，不但为文讲述他在美学习经济学的感想，有一期还是由他担任客座主编，推出他分别对张五常、邹至庄、费景汉等经济学家的访问录，谈论市场、产权和发展经济学等问题。 大陆著名的老一辈学者，如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辉，在《知识分子》上发表关于价格改革与所有制变革的专论。 年轻学者，如在哈佛读博士的钱颖一介绍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的理论，（钱颖一和最近以“制度基因”概念探讨中国极权主义制度起源的许成纲，当年都是在哈佛执教的科尔内的学生）。 还有于大海介绍弗理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经济政治思想，在芝加哥大学读农经博士的林毅夫关于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的讨论，以及杨小凯自己对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论述，可说洋洋大观。 这些年轻学者有的日后回国，在北大清华等学府任教。 杨小凯结束普林斯顿的学业后，到澳洲莫纳什大学教书。 他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很受西方学界的重视，曾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奖。

我也曾协助杜念中组稿，在《知识分子》推出一期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专辑，供稿者包括黄仁宇、傅伟勋、萧欣义、石锦、孙中兴等老中青学者。 后来由台湾的允晨出版社印成专书出版，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他讲授的东亚文明课程上还将此书作为参考书籍。

经济发展是《知识分子》季刊的一个重点，但这份杂志是综合性的刊物，并非专门讨论经济问题。 它有哲学与思潮栏目，有文学艺术栏目，也有讨论政治学和美国社会的专栏以及书评栏目。 杂志北京版的发行是由当时参与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梁从诫统筹其事。 他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长子，据说有一回梁从诫访问台湾，正逢一个以他父母为主题的热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台播放，使他成为媒体记者采访的人物。

梁恒后来在一本回忆他《和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的书中，曾轻描淡写的回顾开放社会基金在中国跌宕起伏的历程。 我的印象是，那时期赵紫阳派出来的人物有点像年轻的钦差大臣，比如不幸车祸身亡的何维凌和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朱嘉明，都是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做很多事的人物。 包括邀请华尔街金融家考夫曼（Henry Kaufmann）去帮中国建立资本市场等。 围绕着梁恒帮他出主意的有普林斯顿大学的杨小凯，哥伦比亚大学的宦国苍（宦乡的侄子）等人。 他们时常聚集在梁恒家中讨论中国的出路，筹备成立来美学经济的中国学者联合会等，谈得热火朝天，烟雾缭绕，令梁恒那位注重环保的素食主义老婆夏竹丽不堪其扰。

基金会的业务在中国还未正式开展，就由纽约总部资助一个中国青年经济学者代表团到匈牙利取经，探讨针对经济改革的许多问题，回国后也根据他们和当地学界的交流讨论，提出了几篇报告。 他们在匈牙利访问期间，索罗斯还特别飞回家乡，同他们见面。 这似乎是一个好的合作序幕。 接下来，就是在纽约和北京设立办事处，中方的合作单位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辖下的体制改革研究所，由所长陈一咨主其事。 美方是由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梁恒负责办事处业务。 索罗斯对这个《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只提出两项原则，一是必须独立自主，二是资助项目的申请须以开放竞争方式，并由一个中外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把关。 双方在北京开会讨论时，索罗斯对基金会宗旨所称要促进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改革与开放，颇有疑虑。 既然要改革，为什么又要套上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框？ 中方人员表示，这样写的用意是要撑起一个保护伞，好让业务顺利进行。

可是后来的变化却证明，在中共高层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明争暗斗下，这把“保护伞”根本不起作用。 因为掌控了基金财源的人，必然会令所有其他人眼红不满。 对手用谣言中伤和阴谋论，很容易就能抹黑改革与开放的初衷，达到打击的目的。 譬如同美国的大学出版社接洽，赠书给中国大学的图书馆，建立访问学者计划，问题都不大。 资助《艺术家沙龙》的项目或民族戏曲的研究，问题也不大。 让美术学院教授组织学生去收集被文化革命破坏的文物，也许就事涉敏感。 如果资助学者去策划，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不受干扰地录下他（她）们在动乱时期的遭遇，这样的“口述历史”项目是否就会被怀疑是别有用心？ 再进一步就扯上阴谋了。

果然，1987年在北京办事处审理了200多个申请，批准资助40个项目后，公安机关某部门突然指控索罗斯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要求关闭基金会。 这个指控虽说是无中生有，但也非空穴来风，背后显然有政治斗争的暗流汹涌。 面对这个危机，赵紫阳总理办公室一面努力辟谣，同时也做了策略性调整，用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来取代体制改革所，成为中方与基金会的对口单位，而且由国安部部长于恩光兼任交流中心主任。 辟谣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走马换将的直接结果是，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很快就出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局面。 敏感的知识界人士不再上门走动或提交项目申请。

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四十年前满怀希望地进入中国，想要大展宏图，最后却铩羽而归，令他十分痛心。 （美联社）

可是基金会1988年在北京仍然受到持续不断的攻击。 本来希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思想，推动一个缓慢、和平渐进的不间断历程，最终导致民主的诞生。 岂料索罗斯这个“非革命”的构想，却被中共高层的保守派视为洪水猛兽。 他们担心市场经济和私企的发展会带来社会动乱，于是上纲上线，把索罗斯看做是“和平演变”大阴谋的主导者。

意兴阑珊的索罗斯，只得承认自己当初判断错误，在不存在公民社会的中国并没有独立基金会运作的条件。 他决定关闭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在中国的运作。

不久，六四事件发生，索罗斯赞誉有加的赵紫阳倒台，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然而，当初指控索罗斯是美国中情局特务的谣言是由谁炮制出来的呢？

梁恒书中没有指出谣言的来源，但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体改所所长和基金会中方主席陈一咨，却直指在中共党内炮制谣言的是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

这个故事又有两个版本。

其一是流亡在外的陈一咨，他因担心受学运牵连而被捕的赵紫阳助理鲍彤有性命危险，并危及赵，所以从巴黎飞到纽约拜访索罗斯，央求索罗斯写一封信给邓小平，澄清所谓“中情局特务”的谣言。 索罗斯不但照办，还把澄清函刊布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上。

其二是梁恒透露，美国白宫主管亚洲事务的主任警告索罗斯，他在北京的基金会办事处已完全被中共情报部门控制。 梁恒建议索罗斯应找《纽约时报》对他做一个专访，这样可以避免其他媒体对传言加油添醋。 索罗斯答应照办，专访不久就在《纽约时报》刊出。

据陈一咨转述，索罗斯在给邓小平的公开信中说：“第一，我在中国建立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为十一亿人过上开放的，平等的，富裕的，繁荣的生活;第二，基金会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公开的，所有的项目也是公开的，没有任何颠覆内容;第三，基金会的钱，全部都是我的，我有全部的证明，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关系。”他强调：“我愿意接受邓先生，江先生，李先生派人到美国来查我的这些东西，我也愿意到中国去;如果你们继续改革开放政策的话，我还愿意继续提供资助。”

梁恒转述的索罗斯专访的四个要点，似乎也大同小异：

（一）他之所以要在中国创立基金会，就是想直接参与和支持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事业; （二）他很遗憾，在中国，基金会的活动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和指控，把他抹黑成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三）同时，他也很吃惊，在美国，有人说中国的情报部门在幕后纵基金会。 对于此事，他毫无所知，如果属实，也是下面主管人员的事; （四）不管怎样，他都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的改革与开放。

回到历史上看，六四后，中共在1989年6月28号的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由公安部长王芳做了一个报告，指控赵紫阳和鲍彤通过陈一咨和李湘鲁勾结美国富商索罗斯，而索罗斯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纵的，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据说王震当时听完后拍桌大骂，“就凭这一条，赵紫阳就应该审判，鲍彤就应该判死刑！什么'三所一会'，赵紫阳的大小舰队，要抓一批！流放一批！杀一批！”这位当年在陕北靠卖鸦片维持根据地的鸦片将军，谩骂起来真是杀气腾腾。 对照当时王震对电视剧《河觞》乱骂一通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王芳的报告传达下去后，所有受到索罗斯基金会资助的人士和组织全都受到审查。 赵紫阳的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后者大概就扯上了索罗斯的基金会。 对中共高层的保守派来说，这无疑牵涉到政权保卫战。 可是后来被质问所谓“中情局特务说”有何根据时，公安部长王芳却改口说，这也是他听说的。 这种靠无中生有的乌龙指控，却令鲍彤被判了七年徒刑，赵紫阳被软禁十七年，直到身亡。

梁恒和夏竹丽离异后，同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职员杨青结婚，定居纽约。 夏竹丽（Judith Shapiro）后来学有所成，现在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环境、发展与健康学系教授，依然关注环保问题。 杨小凯在澳洲莫纳什大学任教，不幸罹癌英年早逝，最是令人扼腕。

哎，改革开放所须的制度变革，在中共政权不断拖延时间的策略下，四十年后依然是大陆学者关心的问题。

 

※作者殷惠敏为前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著有《最后一个租界：香港变局纪事》、《谁怕吴国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