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李光耀：非典时期对中国落井下石

　　图：1950年8月11日，李光耀与妻子柯玉芝的合影。

　　1955年8月15日，李光耀在新加坡花拉花园举行的人民行动党集会上发表讲话。

　　李光耀“退休”了，这位自新加坡自治那一天起便不间断出任内阁职务的87岁老人，如今终于“全退”了。他和搭档吴作栋的双双谢幕鞠躬，加上此前不久，新加坡国会选举中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退”和反对党历史性的突破，一时间让新加坡的“新”，俨然名副其实了一把。

　　然而李光耀并没有远离人们的视线：东方或西方寻章摘句，试图给这位进入政治暮年的历史人物盖棺论定者有之，力图分析“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乃至 “新加坡式亚洲发展模式”走向者也为数不少。不仅如此，李光耀本人也并没有就此从舞台侧门走入后台，再从后台登车离去，而是依旧不时在闪光灯面前露个面，对新闻媒体不冷不热地吹一点点风。

　　正如法国《世界之眼》杂志专题文章所坦言，所谓“后李光耀时代”其实尚未开始，李光耀的影响力，在这个仅有707.1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依旧无处不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认真研究一下这个事实上并没有真正退休、理论上却已经退休3次的老人。

　　自青年时代开始，李光耀就曾表现出一个“良好合作者”的气质。

　　他是华人，祖籍广东大埔的客家第四代，尽管在新加坡土生土长，却是纯正华人血统。尽管如此，由于自幼受祖父李云龙影响，他受到的是殖民地化英式教育，先是直落古楼小学，继而是莱佛士书院-莱佛士学院，一脉相承的殖民地系英语教学培养、熏陶，课内、课外、参考书、伙伴，不是西人便是“新格里希(说英语的新加坡华裔)”，甚至连殖民者子弟热衷的童子军也不曾错过。他的学业曾被二战打断，但战后他不但立即重拾学业，还远赴英国，就读伦敦经济学院、菲茨威廉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正统的英式精英教育，并捧回一个炫目的“双五星”。

　　他的家族是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优秀属民、华人中凤毛麟角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学业和前途一度被日本侵略、占领打断，于是他曾转而和占领者合作，利用自己的中英文特长，受雇于日本占领当局的“报道课”。

　　战后英国人回来，他仍然是良好的合作者。留学归来，他执业律师，随即从政，成为活跃的政治人物，最初加入的政党，同样是亲英的进步党。

　　新加坡自治后，李光耀是内阁和议会中推动“星马合并”的热心人，正式合并后也竭力主张“星马合作”，他本人曾自诩是“马来人最好的合作伙伴”。新加坡独立后，成为美国东南亚战略的重要环节，他再次以“美国在东南亚最优秀合作者”的面目登场。

　　1970年代起，台海两岸的对峙、竞争渐渐登上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中心球场”，李光耀和新加坡则左右逢源，在大陆和台湾均扮演“诤友”角色，一度被双方官方、民间视为最好的合作者。这在当时的氛围里，也算得绝无仅有的异数。

　　不论在东盟，在西方世界，李光耀也同样竭力扮演一个优秀合作者，八面玲珑的外交手段，让新加坡占了不少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便宜。

　　然而“合作者”仅仅是李光耀的半张面孔，他的性格里一直都有“不合作”的另一面。

　　日据时期，李光耀表面上是和占领军合作的“顺民”，暗地里却既通盟军，又大做倒卖木薯粉的黑市买卖。战后他继续接受英式精英教育，参加亲英组织，却早在1950年就加入马来亚反殖民团体“马来亚论坛”(这时他还在英国)。归国后他成为所谓“啤酒精英”，开始尝试走底层路线，并在1952年著名的“邮差罢工事件”中以律师身份代表邮差与殖民当局谈判，从而实现了从“亲英精英”到“本土精英”的成功转型。为了维系和马来联邦的关系他苦心孤诣，但一旦发现矛盾不可调和，他又是最早用实际行动打破联姻幻想的人。尽管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他和新加坡都竭力配合美国战略，并利用语言和地理之便，在国际商业循环中得到合作红利，但他也不时用“民主不能强加”之类的“亚洲价值观”，向西方朋友展现一下自己的不合作精神。

　　新加坡是个小国，又是个东南亚少有的纯移民国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身不由己地深陷区内、区外各个强权、各派势力和各种思潮的矛盾交织缠绕，这种复杂性催生了新加坡这个“人造国家”，也让既有合作者、也有不合作者一面的“合成人”李光耀有了用武之地，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1957年6月29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重新改选，李光耀作为候选代表在立法会现场。

　　曾经联共的反共者

　　李光耀是个反共者，这点他在自己的著作和公开讲话中从不讳言。他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积极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力主与大马合并，也有借马来人之手清除新加坡华裔中左翼势力的明显考量。为了抵制东南亚共产党的“颠覆渗透”，他曾长期和具有“丰富反共经验”的台湾蒋氏父子发展军事合作关系，也曾“直谏”邓小平，劝说其放弃对南洋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支持”。他对越南的态度前后变化迥异，当初的“冷”是抵御“共产势力扩张”的需要，后来的“热”，则有配合美国，在越南推动和平演变的意图。直到近年，他仍然不改反共本色，并将之作为劝说美国介入东南亚，游说南洋各国“警惕中国野心”的重要论据之一。

　　以“反共需要”为名，新加坡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和左翼组织遭到长期压制。曾是殖民时代新加坡群众基础最广泛团体之一的社会主义阵线长期处于非法状态，著名左翼领袖林清祥被逮捕关押和放逐多年，其他左翼领袖(如谢太宝)甚至有被关押近30年之久的。直到1987年，新加坡还曾以“反共产主义颠覆”为由，未经审判便逮捕、关押了16名左翼知识分子，而这起名噪一时的“5·21事件”，16名受害人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普通的自由知识分子，至今也没个定论。

　　然而这位“反共专家”却有一段无法磨灭的“联共史”：上世纪50年代中叶，他的“啤酒精英”团体就曾正式和左翼工会结盟，共同争取海峡殖民地的自治权。这是因为李光耀发现，传统的精英社团无法争取新加坡基层，尤其华裔基层民众的支持。如今带有反共色彩的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却有浓厚的左翼色彩。1957年李光耀曾和左翼发生冲突，这一冲突随着当时殖民当局负责人林有福镇压“共产主义者”并逮捕林清祥、德万奈尔而暂告平息。1959年6 月3日新加坡自治，两天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组阁，随即便释放了2人，直到1961年李光耀和党内左翼势力“大决裂”，这段“联共史”才告一段落。

　　对于这段新加坡自治早期政治史，李光耀始终闪烁其辞，“断代为史”，真实的一面恐怕只能留待后人梳理。但不难看出，他与左翼团体当初的联合，是出于时势的需要，他和他的支持者需要左翼的基层人气和组织体系，而社会主义团体需要借他们这个精英组织的“壳”，以规避马来亚共产党始终得不到合法地位这一大难题。

　　但这毕竟是权宜的政治联姻，骨子里反共的李光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独立之初的人民行动党虽然获得51个议席中的43个，但基层组织却是左翼的天下，51个分部中的35个、23个秘书处中的19个控制在左翼手中，议会中右翼比左翼也只多出1席(26:25)。这种“精英搭台，左翼分子唱戏”的局面，李光耀是无法容忍的，宁可选择和马来亚合并，也要肃清左翼势力，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李光耀的“反共”更多出于本位利益考量，而较少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他联马、联美，反的只是本土、紧邻，或在他看来威胁到自己利益的“共”，至于和自己井水不犯河水的“共”则无关痛痒。正因如此，冷战后期的他并未参加里根-布什的“反铁幕大合唱”(苏、东之“共”与自己关系不大)，当红色中国表明其不染指东南亚、不输出革命姿态后，他也并未参加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的国际孤立，甚至公开为之卫护。

　　李光耀本人曾为自己这种看似有些功利主义的“不彻底反共”辩解，称自己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毕竟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仍是正统政治思潮之一)，而只是反对“列宁主义的集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并将之作为其长期迫害新加坡左翼政治人物的辩护词。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他本人被欧美和自由派人士所诟病的，恰是“集权”的一面。从这一点上看，李光耀似乎和自己昔日的盟友、后来的政敌并无太多差异—要说差异，大约不过是他们都喜欢自己集权，憎恶对手集权罢了。

　　1959年6月28日，新加坡63个工会聚集在新加坡羽毛球馆，庆祝新人民行动党的到来以及八个工会领导人获释。右二为李光耀。

　　华人与非华人

　　从血统上看，李光耀是纯正华人，但从教育上看则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在踏入政坛前，他和华人社区的互动并不密切，最早与华裔亲密接触，则是出于争取基层支持的需要。

　　在长达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强调或淡化华人色彩，是李光耀审时度势、交替使用的两大方略。

　　争取自治之初，为了摆脱“亲英精英”形象，取悦在海峡殖民地占人口多数的华人乡亲，他强化华人形象，甚至在公共场合放弃使用用惯了的英文名“哈利· 李”。但当自治实现、左翼在华人圈坐大时，他便不惜通过与马来亚合并的办法“稀释”华裔情结。当马来联邦倚仗人口优势，强推歧视华裔政策时，他打出“保护华人利益”旗号，促成新加坡独立;独立后为了切断华裔和“唐山”的认祖归宗渊源，他再度淡化族裔色彩，树立“新加坡国民”理念，甚至为此不惜关闭了“南洋华人文化大本营”—新加坡南洋大学。

　　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华文化圈影响和“共产主义渗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过经济、司法体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现代化，争取“国际化”红利，同时强化英语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冲、战略要地的便利，实现经济“搭便车”。他让新一代华裔认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则星光黯淡。他成功地让这个“人造国家”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便神奇地实现了新的国家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断了新加坡华人的“唐山”脐带。

　　淡化华人色彩还有助于李光耀对新加坡的控制：建国以来，他煞费苦心搞“集选区”、反对党比例上限，让反对党即使获得25%左右的平均选票，最终到手的议席也只有区区一两个，“保证少数族裔当选权”就是个屡试不爽的金牌道具。

　　然而当李光耀发现，自己的“集权式”、“高压式”现代化，开始越来越多被西方诟病时，他便再次祭起“华人文化圈”、“儒家治国”的法宝。他强调新加坡这个南洋华人国家的特殊性和东方性，为自己的做法辩护。他搞的新闻管制、家长制、裙带作风、威权政体、变相世袭，以及苛严的法规、令人侧目的鞭刑，等等等等，都会被“文明世界”斥之为“野蛮行为”。

　　总的来说，在“大中华圈”正式外交场合说英文、在英语圈则说普通话的李光耀，推行的主要是一条“黄皮白心”的路线。如南洋大学事件，自独立的那一天起，新加坡就不断试图拿它开刀。当华人激烈反弹，政府不得不妥协后，李光耀就在70年代初打出“双语文化”旗号，在全新加坡强制以英语作为中小学第一教学语言，从而使新加坡华裔的母语能力直线下降。最终让南洋大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得不在1980年关闭，被并入用英语教学的国立新加坡大学。

　　如今的新加坡华裔已经普遍“黄皮白心”，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为耻，很多人即使在家也常常以英语交流。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张汉音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有超过20%的年轻新加坡华人表示“如果有来生，一定不做华人”。其族裔认同度之差，比新加坡马来裔、印度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对于当初李光耀所声称的立国初衷而言，实在是个不小的讽刺。

　　其实李光耀和新加坡如此做，有其良苦用心：相比庞大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必须强调华人社区的特质，才有自立的基础;但一旦自成一体，华裔和母体—中国本土的血脉联系，就成为新加坡立国的最大隐患，因此他们才一方面在名义上强调华人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掏空华人文化的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同时被掏空的还有印度裔、马来裔的文化，取而代之的则是舶来品英语。由于“南洋十字路口”的重要地位，新加坡一度凭借英语左右逢源，成为亚洲金融和航运中心之一。用英语而非另一种族裔语言替代汉语，既可避免出现“少数统治多数”的族裔分歧，又可防止其他近邻借机觊觎，可谓一举两得。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新加坡将国家符号、象征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新加坡华裔在被中国内地人问及“你是哪里人”时，总会先回答“我是新加坡公民”，然后再小声说出自己在大陆的原籍。

　　由于独立较晚，新加坡并不是1954年9月成立的、旨在防堵中国“扩张”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成员，但在历史上，它却十分积极地参与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新加坡的海、空军基地都提供给美军永久使用，在美军撤出越南和菲律宾后，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美国唯一的永久性落脚点，也是除日本外，世界上为数不多允许美国航母在紧急情况下进驻的国家。由于不论在亚洲还是东盟，新加坡的国力、经济力都排不到前列，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劣势还有扩大之嫌，新加坡当局认为，自己必须依附一个强者，方能自立自强，在世界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和充分的影响力。在他们看来，在同文同种的中国，和世界第一、且具有共同 “英语纽带”的美国间，靠拢美国无疑是上上之选。

　　当然，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这种“一边倒”逐渐变成了表面上的“左右逢源”。但从内心而言，“亲美疏中”、“远交近防”，是新加坡不变的既定方针。因为在他们看来，近在咫尺且语言、人种相同的中国，随时可能“吞噬”这个弹丸小国，而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则不会有这样的胃口。

　　在中外之间左右逢源

　　李光耀迄今访问过中国大陆27次，据说是除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外，访华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照理说，这样一位领导人应该和中国很亲切，但这位 1976年5月就来过中国的领导人，却执意迟迟不肯和中国建交。一如他所公开声称的，直到1975年才独立的文莱都和中国建交很久之后，才在1990年 10月3日与中国建交，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这位早在70年代末就和邓小平促膝长谈，且时常在国际上以“和中国领导人说得上话”自豪的领导人，却在东盟其他国家纷纷倡言积极引入大陆资金时大喊“谨慎”，在中国遭遇“非典”之际落井下石，并先后和日本、澳大利亚、美国乃至韩国大谈“要提防中国”，要求美国多多参与亚洲军事事务，以抑制中国的发展。

　　长期以来，李光耀利用“西方眼中的中国通，中国眼中的西方通”的角色之便，在中国与西方世界打交道中赚取“中介费”。然而冷战后期出于“联华抗苏” 战略目的，西方直接和中国接线搭钩;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更已成为任何西方国家都不能不频繁打交道的世界大国，新加坡这个“中介”不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已力不从心。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大批官员穿梭前往新加坡“取经”，和新加坡大小商户在中国受到热烈追捧的盛况一去不复返。

　　在两岸关系上同样如此。新加坡1980年即成为台海两岸对话的东道主，但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却一直保持到今天，其“星光部队”定期在台湾训练，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李光耀曾希望自己长期扮演台海“和事佬”、“传声筒”和“中间人”的角色，好两头获利，并借机抬高身价。但随着两岸关系的升温，和各种直接沟通渠道的畅顺，自几年前开始，新加坡在台海问题上左右逢源的空间已越来越小。

　　笔者的一位朋友曾在新加坡教书五年，每次唱新加坡国歌时，身为中国人的她都肃立旁观，却引来当地同事的非议，认为她“不爱国”。这让她非常好笑—中国人有什么必要爱新加坡呢?问题是如此浅显的道理，在新加坡却很难讲得通，新加坡乒协引进了多批中国籍小球员，代表新加坡打球，当这些小球员获得好成绩时，竟引来“新加坡人是否应为外来人带来的成绩而骄傲”的大讨论，让这些小球员莫衷一是，而其中一些小球员受不了压力，声称“不再为新加坡打球”后，这些人又掉过头来指责他们“不爱新加坡”。

　　不久前，一名参加中国国庆阅兵、拥有新加坡“绿卡”的女孩在电视上说“为能参加祖国国庆盛典而自豪”，竟引来新加坡网民“不爱国”的围攻。而事实上作为“绿卡族”，这名女孩的国籍并不是新加坡而是中国，她把中国当作祖国理所当然。这样的小事，同样能反映出左右逢源的新加坡、新加坡人，面对剧变的国际大势，所表现出的困惑和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对于80多岁的李光耀而言，恐怕会更强烈些。

　　国家或家国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但也是一个“家国”。

　　李光耀从自治起，当过31年内阁总理，近14年“国务资政”和近7年“内阁高级资政”，理论上从来不是新加坡的最高元首。他退休后，继任人选并非儿子李显龙，而是伙伴吴作栋，这也让他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并未“传子”—李显龙接替的可是吴作栋，而不是他李光耀。

　　然而不论新加坡人或外国人，熟悉内情者都知道，新加坡究竟谁当家。

　　不管挂着怎样的头衔，李光耀都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和权威的人，他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确保了新加坡社会的平稳、高效和秩序，也让反对派束手束脚，无法构成对现行体制的任何实质性威胁。即便最新一届选举反对党的“大突破”，也不过拿到87个直选议席中的6席，并在区区一个集选区获胜，连“反对党议员人数不得低于9名”的宪法新修正案规定“标杆”都没能一次性凑齐。

　　他虽然第三次，并号称“永远”退休，但影响力仍在。新加坡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虽经微调，但大体上仍是他的模式。李光耀退休了，但李光耀时代并未 “退休”，更何况，就在退休前几日，他还出席新加坡主权基金的重要会议，并就这一新加坡国立投资机构未来20年的投资战略调整发表重要讲话。

　　不仅如此，他的“家国”构架依然完整：

　　大儿子李显龙牢牢把持总理位置，暂时看不出任何动摇倾向。或许有朝一日，李显龙也会“退休”，但只要现有轨迹不便，恐怕也只会是“李光耀式退休”。

　　次子李显扬曾是新加坡最大国企—新加坡电信的CEO，如今国企被淡马锡控股，可是淡马锡这家主权投资基金却控制在李显龙妻子何晶手中。

　　李光耀在阐述反共理论时，曾抨击“列宁式集权”，他也曾批评过东盟其他国家曾经的裙带、腐败作风。他早早建立了廉政公署，推行清廉行政，并成为香港等周边许多地区的效仿模板。然而这些努力一方面是为了国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家国”，他也集权，也搞裙带—只不过不是他所抨击的那几种罢了。

　　在新加坡国内，由于外松内紧的控制，针对李氏“家国”的批评只能隔靴搔痒，细若蚊足，甚至外国媒体也谈虎色变：大名鼎鼎的彭博社、《经济学人》和《多伦多星报》等都曾因批评李氏父子的裙带风，或曝光李氏秘闻，被精通英美法律体系的李氏父子“修理”。

　　可以想象，在“家国”模式下，李光耀的退休固然是“退而不休”，李氏“家国”体制的退休，则更或许是遥不可及的事。

　　当然，时代毕竟在进步，李显龙不是李光耀。他可能具备甚至超过其父的才能、头脑，却不具备其父的阅历，如今的新加坡所处的，也不是昔日“风云十字路口”的洞天福地。本次国会选举，反对党工人党同时参加8个选区竞逐，在所有参选选区得票率均突破40%，并赢得一个集选区，在执政党“铁选区”阿裕尼击败现任外长杨荣文，取得独立以来最瞩目的成绩。固然，这一切都不足以撼动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优势，更不足以一下改变“家国”体制，但量的积累和时间的推进，终或令一切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