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下彻崛起 被称日本新生代“法西斯”

　　目前主导日本内政外交的政治家基本上由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成员组成，而这批崛起的年轻政治家与老一辈政客的政治观念不同，他们对日本在全球格局中的定位和角色有一套全新的认识。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自民党后期新秀石原伸晃、大坂市市长桥下彻这三位有可能主导日本政坛的大方向。杀伐决断、刚毅果敢、“我行我素”的桥下彻被日本媒体赞誉为日本新时代的“法西斯”，这位不是靠拼爹，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屌丝”已成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领头羊。

　　日本传统政治形态的演变与其近20年来国内经济的恶化有直接联系，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主导着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增减和政客的兴衰，而新型的右翼力量和新自由主义更是经济不振的孪生兄弟。对现状不满的日本国民迫切希望一个伟大的政治强人能够引领日本走出困境，而桥下彻这批人是否拥有打破日本传统政治模式、革除日本社会弊端的勇气，就成了日本能否焕发第二春的关键。

　　传统金钱政治和派阀斗争的解体

　　传统的日本政治中，金钱政治和派阀斗争一直都是主调，任何政党的活动资金基本上来源于与之利益相关的大财阀，当选的首相必须要为向其提供政治资金的财团服务。民主国家的选举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财界的影响，但从没有像日本这样政界与财阀寡头紧密相连的国家。日本政界政治献金案层出不穷，包括前首相田中角荣这样的位高权重者都因此受审坐牢。

 

　　而各个政党内部，为夺取政治主导权，连横合纵的大戏不断上演。有时候坐在台前的不一定是说话算数的，而首相的位子也可以是党内各个派系首脑几个人在酒馆内私下商议好轮流坐庄。所谓的选举也只是走走过程，一种形式而已。

　　对金钱政治和派阀斗争问题，日本民众对此深恶痛绝，2009年民主党之所以能够击败自民党夺取政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主党的“求变”竞选主张，日本民众认为民主党与保守的自民党更加开放，至少不会搞金钱政治和派阀斗争。

　　日本国内政治形态的改变，既与民众对传统政治运作模式的厌倦有关，又与日本国内大量出现的独立选民密切相连。而年青一代政治家开始上台之后，日本这种传统的政治形态便遭到了严峻挑战。

　　目前活跃在日本政坛的政治家大多只有五十多岁，这批人希望日本能变得更加自信和决断。在内政上，他们希望打破派系利益决定选举和党内大佬决定一切的传统，主张选举服务于民的政治理念；在外交上，这批人又尝试打破多年来对日本建设军事力量设下的种种禁忌，要求日本能够成为正常国家。

　　此外，新生代政治家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大多接受传统日式教育的老一辈政治家更多的是将政策的执行权交给下面的官僚机构，而深受美式政治风格影响的年青一代在行事上，更愿意将政策问题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亲力亲为地拟定战略。

　　因此，他们要比老一辈政治家更加了解日本，掌控日本。

　　日本社会中“战国大名”文化

　　历史上日本的地方势力一直都很强盛，而日本国的概念仅仅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植入普通民众的意识之中。以前的日本人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个藩、哪个县的百姓，而天皇更只是一种脱离了现实意义毫无实权的象征。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日本历史上有且仅仅出现过两次，但都是昙花一下。

　　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日本的民主方式却是带有日本特色的政治形态。强大的地方政府完全有胆量藐视中央权威，就如同战国时代（1467年至1615年）强大的诸侯大名不把幕府将军放在眼中。虽然野田本人是日本的首相，但他甚至对于东京市政府的市政都无权干涉，更何况远在西边的大坂。日本的这种地方对抗中央、下级挑战上级的文化被称作“下克上”。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唯兵强马壮是也”的文化也是日本动乱的根源之一。日本从来都是一个崇尚强者的民族，古代日本的生活资源非常匮乏，唯有强者才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地方政府能够敢于挑战野田政府的权威，甚至是要从中央夺权坐拥天下。

　　虽然经过了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美式文化的改造，但日本民众内心还是拥有极强的地域区分感。地域集团式的各类团体至今仍然活跃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治舞台。如果哪一个县（类似中国的省）出现首相候选人，则出身该县的政治家则会被要求无条件地支持该县的人当选，无论是否属于同一派别或政治理念是否相同。

　　分析认为，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日本中央政府仍然把持着地方的财政收入，但给予地方的财政预算却有减无增，地方政府越来越要求将财政的收支权收归地方所有，即地方决定着当地税收的用途。这一讨好当地选民的决定虽然对于地方的经济建设好处甚大，但对于日本整个国家的财务状况无异于釜底抽薪，财务上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日本政府如果再失去地方上的税收来源，日本国库将更加没钱，特别是当前日本国家债务已经是GDP的220%，日本中央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不可能继续维持的高水平”。

　　明确要求废除地方财政归属中央管辖的桥下彻已经组建“维新会”，开始准备参加下届国会大选，至少10名现任国会议员已经投奔其门下，而民主党、自民党以及国民生活第一党都向其伸出橄榄枝。不过，桥下一方面自恃拥有不与人结盟就可独揽大权的人气和实力，另一方面“维新会”一开始就打着割除日本政坛弊病的口号，若与备受诟病的自民党和民主党结盟，则会损害“维新会”的名声。权衡利弊之下，桥下才决定作为地方第三势力争夺日本中央大权。

　　国家右倾化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政治进行了改造，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引发战争的军国主义文化，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国际局势的改变，对日本的改造也变得不够彻底，这也就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燃埋下祸根。

　　近年来，日本整个国家开始出现右倾的趋势，在二战历史、领土以及自卫队的集体自卫权上，日本变得更加急躁。与德国积极道歉谢罪不同，日本开始完全否认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政治精英集体否认慰安妇问题，在领土纠纷上扬言“动武”，要求修宪为自卫队“放开手脚”。

　　日本国家的右倾化与当前日本的政治混乱和经济低迷不无关联。无法在内政上有所作为的一些老牌政党转而求助于对外强硬来获取选民支持，而新兴的政治势力也不愿在外交问题上向保守政治势力示弱，甚至更加强硬表明自己在保卫国家利益方面的决心。

　　日本历届大选中内政和民生一直是谈论的主调，然而今年即将举行的日本国会大选中，钓鱼岛等领土外交问题竟破天荒地成为了选举的重要议题。自民党将解决钓鱼岛问题纳入选举的党纲，而“大坂维新会”不只是将钓鱼岛和独岛纳入党徽之上，更是直言在与中韩的领土纠纷上“比自民党更自民党”。事关日本民众未来生计和日本国家走向的大选演变成看谁在对外事务中更加强硬的“表演赛”，“弃核电”、增税等与日本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却是束之高阁或避而不谈。

　　作为日本人气最旺的首相候选人桥下彻不仅否认慰安妇事实，更要求韩国政府拿出证据，甚至愿意公开与韩国辩论。而在钓鱼岛等问题上，桥下第一时间支持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计划，甚至在日本政府“钓鱼岛国有化”完成之后仍要求野田政权将钓鱼岛转卖给东京市政府，在核武问题上，桥下更是明言日本需要研发核武，并正式将自卫队升级为自卫军。桥下的这一系列极右发言反而更增加了他的人气，此前一直专注于地方建设和经济民生的桥下如果不是看准日本国家的右倾化状况，谋求中央政权的他断然也不敢如此地“胆大妄为”。

　　日本需要政治强人

　　一个出身律师的电视节目评论员能够迅速风靡整个日本，甚至马上就有可能撕碎日本政治传统，桥下彻的出现绝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从战后废墟中崛起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可谓是风光无限，弹丸之地不仅跃居世界经济第二强国地位，甚至有将美国拉下马的实力。然而在经历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经济似乎与亚洲各国欣欣向荣的大趋势脱离了节奏。中韩等国的飞速发展更是让曾经辉煌一世的日本感慨不已，而最为日本所看不起的中国更是将其取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此前的辉煌和荣耀、世界各国的赞美全部给予自己的近邻——中国。巨大的反差对于心胸狭隘的日本来说是件难以接受的现实。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民众对生活水平越来越感到失望，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民众的生活质量仍属于上等，但如果与之前相比，日本民众的质量却是只退不进。经济上的毫无起色必然会引发民众的不满。

　　而在政治上，与经济一样糟糕的日本政坛频频换相，十年九相的闹剧对于日本来说似乎都见怪不怪，但这不意味着日本民众甘愿政治这样闹下去，民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强人能够一扫日本政坛混乱的迷雾。而英俊、年轻帅气又很有手段的桥下彻在全民热切盼望中崭露头角。因为民众需要一个领导者，而桥下彻又具备了他们所希望的一些性格特点，再加上传媒的造星运动，桥下的出现就理所当然了。

　　事实上，桥下彻能够赢得日本各方的青睐与其杀伐决断、挑战传统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不顾各方反对强行推行大坂都政府改革，削减公务员工资；放下身段辞去都知事职务参加大坂市市长选举（不做省长做市长），只为将大坂都与大坂市的两套行政体系合二为一；他这种敢于向政治旧传统挑战，破陈出新的行事风格让不满于党阀斗争和金钱政治的日本民众眼前一亮，桥下有可能就是能够带领日本走出现有困局的伟人。

　　日本问题专家指出，桥下彻的出现其实就是日本国内政治和经济低迷的真实写照。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曾被日本民众视为带领日本走出困境的强人，但无法脱离自民党内部斗争的小泉自始至终都没有在经济议题上做出成绩，他仅仅是在政治层面凝聚了日本国民的向心力。

　　现在的大坂市市长桥下彻身上所具备的性格特点似乎也与“政治伟人”很契合，而来自非传统政治，与党派斗争和金钱交易无关的桥下已经让全民崇拜，至于他能否真正成为引领日本重塑辉煌的领导人，这仍需要看他能否在经济议题上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