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凭什么欠债不还？

 

       皮凯蒂、齐泽克论希腊为什么可以欠债不还

　　希腊债务危机发展进入新阶段：在7月5日的全国公投中，逾六成希腊人否决了接受国际债权人救助的方案。希腊先是理财不善，继而欠债不还，最后还准备“赖债”？这让许多人大为不解，并大呼希腊“耍流氓”。不过很多学者，特别是左派学者却有不同看法。

　　据“观察者网”报道，德国《时代周报》网站6月27日刊登了对皮凯蒂的专访。皮凯蒂认为，恰恰是现在指责希腊的德国政府从不还钱，从历史经验来看，德国人依靠债务减记获得了宝贵的经济发展机会。

　　皮凯蒂一针见血指出，德国就是欠债不还的国家。历史告诉我们，债务违约的国家有两种命运。一种是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拿破仑打英法战争耗资巨大，发行了大量国债，然后通过严格的财政纪律一点一点还。希腊现在也被要求这么做。这样确实能还清，但时间非常漫长。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每年要花GDP的两到三个百分点还债，这要比教育经费占比还要高。过去没必要这样做，现在不应该这样做。

　　第二种办法更快。德国在20世纪就是这么做的，主要是3种手段：通货膨胀、奢侈税和债务减记。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国债占GDP比例超过200%。短短10年后，国债基本没有了，占GDP比例20%都不到。大约同一时期，法国也采用类似手段。如果采纳今天希腊面临的财政紧缩要求，当年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处理掉这么多债务。1953年施行的《伦敦债务协定》，使德国60%的外债一笔勾销，国内债务也得到重组。

　　皮凯蒂认为，这些都是出于理性的政治、经济考量。当时欧美正确地意识到，经济危机过后，债务缠身，大家都需要面向未来。欧洲的基石是豁免债务、投资未来，而非沉湎于过去。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

　　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皮凯蒂一直活跃奔走。近日，他在媒体上疾呼：德国没有资格给希腊上课。又联合弗拉斯贝克（Heiner Flassbeck）、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Sachs）等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给德国总理默克尔写了一封公开信，告诫她，如果不能“向希腊提供大胆和慷慨的援助，而这本来可以造福好几代欧洲人，”那么这将“造成全球范围内深远的经济后果。”

　　激进左派大咖齐泽克近日也在《新政治家》上发表文章，论证希腊的危机也可能是整个欧洲的危机。齐泽克一直认为，只有激进左派才能拯救欧洲传统中值得存留的东西：民主、对人民的信任，以及以平等为基础的团结。希腊当政的激进左翼联盟正是这样的一种“异端”。

　　在分析希腊为何可以欠债不还时，齐泽克认为，债权人借钱给债务人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赢得利润，而是无限期延续，乃至永久保持债务人的依赖性和从属的债务关系。对于大部分债务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债务人，他们的债务人也有自己的债务人。不管希腊还是美国，哪怕从理论上，都将无法偿还它们的债务，这一点目前是公认的。

　　因此，有勒索债权人的债务人，因为他们绝不能破产（尤其是大银行），也有操控还款条件的债务人（比如美国政府），还有那些被摆布和羞辱的债务人（比如希腊）。银行将资金借给希腊时，态度谦卑，但也同时心知肚明，“如果没有西方的纵容，希腊永远不会有这么重的债务。”

　　齐泽克指出，债权人和债务管理者普遍指责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没有愧疚感——他们被指控对债务感到无所谓。这就是欧盟机构对激进派政府感到如此烦躁不安的地方：后者承认债务，但没有丝毫的愧疚感。他们摆脱了超我的压力。但矛盾的是，激进派政府是唯一能有机会为债权者至少拿回来一部分钱的一方。

　　皮凯蒂访谈译文链接：

　　http://www.guancha.cn/PiKaiDi/2015_07_07_325841.shtml

　　齐泽克文章链接：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0424

　　死亡权：为何安乐死应合法化？

　　1978年，西班牙通奸除罪化；2003年，美国同性性行为全面除罪化。西方对“性”的观念愈来愈开放，然而至今，大多西方政府仍不给人“求死的权利”。《经济学人》认为这是错的。

　　随着同性婚在美国最高法院通关，目前有关“安乐死”的投票与辩论，在欧美如火如荼地进展：加拿大最高法院已经移除了医院安乐死的禁令，明年将开始适用新规；在德国与英国，相关法令也在未来几个月就会进入议会辩论及表决。

　　反对安乐死的人士认为，生命本身的存在就带着尊严，而“承受痛苦”的经历带给生命不同的意义；他们担心安乐死妥协了这两点，使弱势、欠缺医疗资源者被迫求死，或是让安乐死取代了以舒缓疼痛为主的安宁治疗。

　　然而安乐死的在各处的民意支持度都很高，是无庸置疑的。除了俄国与波兰整体反对安乐死，民调机构“Ipsos MORI”在调查的15国当中发现，11个国家的主流民意都希望扩大或开放安乐死的适用范围。

　　在访查美国俄勒冈州的案例之后（该州法律规定，在寿命预计剩下不到半年的成年病人向医生求死后，如果有第二个主治医生同意、且病人15天之内不反悔，医生便可以开立致命的药剂，让病人自主服下），反对者所担心的那种“滑坡”效应更是没有展现。大多选择安乐死的，都是教育程度佳、有保险，也接受了安宁治疗的人士。但因为痛苦的缘故，他们希望接受安乐死，保有自己的尊严、自主性，以及在世欢愉的人生印象。

　　然而，不管如何，人们对安乐死合法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隐忧：安乐死会不会被滥用（即如同“被精神经病”一样，是否也会出现“被安乐死”的情况）？安乐死是否会成为姑息治疗的一种成本低廉的替代之法？安乐死合法化是否会造成死亡人数的激增？安乐死严格的法律法规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放宽？安乐死是否会削弱医患关系，带来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身患重病的患者是否会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而迫于压力选择安乐死？这些问题尚无法用数字或证据来回答。

　　在推动安乐死时，真正在道德上更复杂的，是“精神状态”不正常，以及孩童求死的意愿是否该支持？有时候，比肉体更折磨人的是“精神折磨”。像俄勒冈州以病症是否到达“末期”作为安乐死的凭据，其实还不如病人的“主观痛苦感受”来得合乎伦理。但实践上评估“主观意识”它会有许多困难；我们无从得知“死”是病患最终极的自主意志。

　　在自由人权至上的今日，《经济学人》认为我们必须给予正常成人“犯傻”、“做错”的机会：变性、堕胎、求死未必是聪明的抉择，但政府应当“还权于民”。与其在陌生人环伺的加护病房强光下挣扎死亡，人们该要可以选择在有心理准备下，在所爱的人中间安详沉眠。

　　【本周言论】

　　即使认为人类将由于“杀人机器人”而面临威胁，这样的问题也不太可能来自人工智能，而更有可能是由于“人工愚蠢”。人工智能和人工愚蠢之间的差异反映了我们看待计算机的方式。

　　——《纽约时报》周末刊一篇文章创造了“人工愚蠢”（artificial stupidity）一词，担心“一台计算机在某个非常狭隘的领域变得非常强大”。今年1月，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特斯拉CEO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等人在内的多位学者和企业家，发表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公开信》，呼吁审视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近日发生的所谓“机器人杀人”新闻让更多的人关心起这个议题。

　　国家社会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在1989年和2008年都失败了，同时，它们明显无力应对环境恶化，这要求我们前所未有地质疑我们的生活方式。克鲁泡特金不是救世主，但他的著作迫使我们想象一个可能可以帮助拯救世界的政治学。

　　——牛津大学国际共运学者大卫·普莱斯特兰（David Priestland）在《卫报》发表文章，称在这个时代，需要重新发现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彼得·克鲁泡特金。

　　镰刀代表农民，斧头代表木匠，都代表普通劳动者，这个礼物背后没有其它动机。

　　——8日，梵蒂冈教皇方济各访问玻利维亚时，收到玻左翼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赠送的一个包含天主教和共产主义标志的十字架，在天主教社区引起轰动。玻方发言人如是说。曾经公开批评资本主义和不平等的教皇方济各本人被指有马克思主义倾向。

　　这几天，自由主义者在数个重大议题上，迎来了重大的胜利，包含健康保险与同性婚姻。然后这项决议将会像自由主义者行进间的脚步一样，悬在空中的鞋子将停滞数月，无法向前迈进。

　　——美国最高法院近日决议，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将在学生入学时，将其种族纳入考量因素，并调节各种族的学生人数。这项决议不仅引起广大争议，也成为高等教育一项挑战。种族意识觉醒团体的支持者表示，这项决议极其令人困惑不解。芝加哥大学的法律系教授Justin Driver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