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军方于12月5日重兵开进伊拉克北部地带，各方为之惊诧，伊拉克更是震怒。尽管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等人6日辩称自己是在“伊拉克当地武装邀请”后才发兵入境，并非“发无名之师”，更称已采纳伊拉克意见，不再继续派兵。但土军深入伊拉克，占据纵深数十公里领土的现状已是无可辩驳。环顾土耳其数月间在中东问题上的动向，很多国际关系研究人士都不免大摇其头；有些研究者觉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脑子不清楚”。
不过，当埃尔多安强行把战争引向伊拉克时，这种突然行动也容易让外界读出来自土耳其身体里的声音。土耳其从2012年前后的3%增长率陡然面临2014年-3%的负增长，正发党政府从2013年开始遭遇的政治地震使之步履蹒跚，原先正发党、军方和教派势力鼎足而立的土耳其内部环境由此变成不稳定结构，更不用说土耳其在2011年后地区策略的屡遭挫败。压力之下，埃尔多安不得不闪转腾挪。当危机由不得他高瞻远瞩时，土耳其在外交领域上的“疯狂”恰恰显出了安卡拉当局被逼上绝路的局面。
经济危机的缺口 击落俄罗斯战机，侵入伊拉克境内，土耳其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土耳其的战术胜利并不能抖擞国民的精神。以总统埃尔多安、总理达乌特奥卢为首的土耳其政府正在面临“正义和发展党”政府2002年组阁以来最为骑虎难下的局面。尽管土耳其安卡拉当局试图以“居兰运动”（Gulen Movement）这一源自土耳其的世界性宗教运动来活跃民心，以小亚细亚“自古以来”的武功来加强民众自豪感，以军警对东南库尔德地带暴动的镇压来提振民意，但在近两年一塌糊涂的经济建设成果面前，这些都没什么大用处。
土耳其民众之所以自2002年以来选择正发党政府，与其经济建设的成绩有直接关联。正发党2002年赢得议会选举后，土耳其经济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发展周期。GDP从2,50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8,000亿美元。贸易增长也极其迅速，从1,400亿美元上升到了4,500亿美元。人均GDP更从3,000多美元突飞猛进到1万美元以上。2008年之前的5年，GDP年均增速为7%，通胀率也一直保持在个位数。
但是，土耳其的经济缺少长期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经济依赖于中等或较低科技含量的产品，而不是高附加值的生产模式。说到底，土耳其需要改变其经济体制，这不仅仅是指经济结构改革本身，还包括法律和教育领域的改革。尽管埃尔多安和他的政府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从外界拉来各种赞助（譬如中国的“一带一路”），用这种输血的手段来解决自身当前最大的危机。但远水解不了近渴，2013年5月因为政府腐败导致的“塔克西姆公园抗议活动”几乎动摇埃尔多安政府，这场土耳其的“阿拉伯之春”事件使土耳其自身的“民主和人权”受到质疑，从内部根本限制了土耳其外交拳脚的施展能力，以此为转折点，土耳其由上升转向负增长。
当下，土耳其继续保持经济低迷，失业率在2014年已攀升至11%，经济增长率屡创新低，这导致执政党的支持率不断下滑，更难以提供经济改制的能量。让安卡拉当局认识到土耳其经济的缺口带来的社会问题在短期内需要从快的方式加以掩饰。借助外交手段就成了一种可行的选择：即便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土耳其的国际形象。
土耳其内部结构的破坏
土耳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贫富差距悬殊，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因此无论谁上台，发展经济的主旋律不会变，在这一大方向决定下，正发党政府支持率的下滑就成了一种必然。尽管在埃尔多安政府的运作之下，正发党依然赢得了2015年大选的胜利，但这对于本身因各方妥协而稳定的土耳其内部环境来说，从2013年开始就已经迎来了结构的破坏。
分析认为，政党支持率的下滑将意味着埃尔多安在国内平衡势力尝试的失衡。在动摇埃尔多安政府的“塔克西姆公园抗议活动”爆发后，这一进程从2013 年12 月中旬进一步加剧。土耳其国内政坛因腐败问题而发生“政治地震”，三名内阁部长引咎辞职，矛头甚至指向总理埃尔多安。这使得正发党不得不选择和“居兰运动”合作。
但“居兰运动”终究是一种教派势力，它与正发党有交集但不一致，在具体利益上更不一致。当“居兰”势力与埃尔多安联合以平衡军方的三方博弈的权力结构平衡因经济危机被打破后，土耳其高层之间的矛盾正在以极为公开和相当不体面的方式进行。原先谈笑风生中粉碎军方余党的埃尔多安由此必须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就目前的政治格局看，埃尔多安在行政系统内说一不二的情况可能会有变化，在双方都希望填补权力真空、新一轮的平衡真正形成前，有望填补这一空缺的恰恰就是近年来连续遭遇打击但仍握有打击能力的土耳其军方。尽管该国军方在2013年时强调将“中立”，不参与政治纷争，但这对于在60年的历史中四次政变推翻倾向教派势力的土耳其来说，这种中立的发言并不能麻痹埃尔多安当局的警惕心。重重压力之下，形成外交的误判就在情理之中。
“宝贵孤独”的孤立命运
当然，比起埃尔多安在2013年后的颓势，他在中东失误的开始可能还与土耳其在2011年后外交策略转型的失败有关。正发党政府将这种外交战略和局面称为“宝贵孤独”( precious loneliness)，认为“土耳其外交虽然在短期内遭遇挫折，但总体上顺应历史潮流，不能忽视其长时段收益”。但土国反对党人士就反唇相讥，认为此举见证了“土外交全盘失败” ，诸多媒体和评论也更多地使用“孤立”或“日趋孤立”来概括当下土耳其外交局面。
必须承认，自2002 年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外交尚以“零问题”睦邻政策为核心。该政策寻求在区域局势大体稳定的情况下，改善和扩大土耳其的生存空间，渐进而谨慎地追求区域领袖地位。然而，随着2011 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土耳其逐渐放弃“零问题”睦邻政策，将外交的主要关注对象转向与旧有“专政”和“暴政”划清界限。为此，埃尔多安不仅公开敦促穆巴拉克下台，指责大马士革“暴政”，还在慢半拍的情况下参加了西方主导的军事入侵利比亚行动。武装叙利亚境内逊尼派为主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自由军”，甚至不惜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不过，以埃及2013年军人政变为标志，埃尔多安的这一策略就遭遇了挫败。埃尔多安宣称“这是永远无法接受的军事政变”，指责西方对此默然。这一态度直接显出了土耳其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分歧，也揭示了土耳其自2002年在中东的外交努力并没有使之取得相称的霸主身份。而土耳其“政治地震”后的变化，更进一步的损害了自身形象，也破坏了该国与西方间的密切往来，为此后的经济不振埋下了阴影。
此外，土耳其在叙利亚内战、伊拉克反恐战争中对于库尔德人借机“独立”的焦虑也使之频频出现误判。土耳其外交尤其是对伊朗和叙利亚的外交长期以库尔德问题为中心，由此误读了叙利亚局势，进而低估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以致土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区的政策变相鼓励“库尔德斯坦”独立，对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区则持打压态度。这使得土耳其利用库尔德问题不但未达目的，反而使之成为自己外交中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于是，在经济濒临破产和内政失衡的联合打击下，原先还想从“零问题”睦邻外交转向“宝贵孤独”外交，从回归伊斯兰文明转向追求区域内的逊尼派联合，昭示更为明确且具一定冒险性的政治目标和区域大国抱负的土耳其就不得不变得目光短浅起来。对安卡拉当局来说，正发党的规划虽然长远，但2013年后的变局就使之从盛转衰，动荡之下，他在外交领域的进退失当，孤注一掷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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