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以来最大政治地震 我们可能目睹

　　在读到我发表在《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上的两篇关于英国脱欧公投的分析文章后，北京的一位媒体界同行问了我一个很好的问题：“既然脱离欧盟有那么多坏处，那为什么竟有近52%的英国选民投票支持脱欧？难道他们都是没有理性的傻瓜？”

　　相信这也是许多英国之外的旁观者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我有必要不止一次地重复，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是现代法治和民主宪政的奠基者，英格兰议会素来享有“众议会之母”的尊称，英国理性务实的政治文化长久以来给予了全世界许多启迪和助益，并令世人印象深刻……因此，如果说英国选民在政治上不成熟的话，那么这个星球上恐怕就没有哪里的人民可以称得上是合格选民了。

　　然而，正是拥有世界上最深厚现代民主政治经验的英国人民用手里的选票向欧洲说了“Bye-bye”，而全世界都认为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

　　自古与欧洲道不同

　　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要从历史认同中去寻找。

　　如果你接触过英国人，你一定会发现他们的观念世界里有两个迥然有别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显著特点——

　　第一，如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提到的，一个英国人绝不会自称“British（不列颠人）”，他们会坚持将自己称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在谈到自己的国家时，他们也只有在没有办法时才会极不情愿地偶尔用到“UK（联合王国）”或“Britain（不列颠）”这样的词。

　　第二，当一个英国人使用到“Europe（欧洲）”和“European（欧洲人）”这两个词时，它们都是十分明确的“他者”。也就是说，他一定不会把英国也算在“欧洲”之中，把自己也算在“欧洲人”之中。对英国人来说，欧洲，就是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块大陆；“欧洲人”就是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不是！

　　所有人都知道，英国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将永远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她虽然身在欧洲，心却从来不在欧洲。几百年来，遥望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块大陆时，英国人的心态总是在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与不安全感之间摆动。

　　这种深层次的民族情绪经常将英国政坛搅得不得安宁，对保守党来说尤其如此——与欧洲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极易在该党内部引发严重分歧的敏感点。过去几十年来，已有多位保守党首相因为没能在这个问题走好钢丝而黯然下台，其中就包括一代政治巨人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她的继任者约翰·梅杰。今天，戴维·卡梅伦终于也栽在了这道坎上。

　　这是一部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大戏，卡梅伦所扮演的只是最新一幕中的悲剧主角。

　　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家温斯顿•邱吉尔（他是一位保守党籍英国首相)曾经对20世纪另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夏尔•戴高乐说，在欧洲和“广阔天地（远海）”之间做选择的时候，英国总是把目光投向欧洲以外。今天，致力于脱欧运动的英国政治组织也经常称：“早在几个世纪前英格兰定居者开始跨越大西洋之旅的时候，英国的命运就不再在欧洲。”

　　的确，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独特性，英国人看待世界的视角从来就截然不同于欧洲大陆上的诸民族。在许多英国人眼里，从过去的宗教战争到现代极权主义，欧洲大陆是一片滋生各种极端思想并因此血流成河的邪恶之地。英国虽然地处欧洲边陲，但欧洲从来就不是英国的家园，相反经常是威胁英国人珍视的自由传统与国家安全的祸乱之源。而在传统兵器时代，由于有海峡作为屏障，英国本土已经有1000年免于遭受大陆强权入侵了。这确保了领土逼仄、人口稀少的英国从未落入某个欧洲专制统治者囊中，并使英国能够腾出手来开拓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不列颠全球海洋帝国。一代一代高瞻远瞩的英国政治家都将欧洲大陆看作一个装满了魔鬼的瓶子，英吉利海峡就是它的瓶塞，英国“欧洲战略”的头等使命就是牢牢塞住这个瓶塞，确保祸端止于大陆内部，而不是冲出瓶子为害世界。

　　这种独特历史使得英国人普遍缺乏欧洲认同，而这个岛国昔日的辉煌成就也促使他们深信，只有摆脱欧洲这个包袱，英国才会拥有远大前程，或者退一步说，才有可能继续维护自己引以为豪的悠久的自由和法治传统。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政治上，英国几百年一直是一个异常稳定的宪政国家，欧洲大陆上一度盛行的各种极左和极右政治思潮——如法西斯主义——在英国几乎没有任何市场。放到今天，英国人对于布鲁塞尔提出的任何旨在加强政府集权的动议都深怀疑惧。

　　在法律上，英国实行的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欧洲大陆成文法的普通法（或称习惯法）体系——英国甚至至今都没有成文宪法！欧盟体制决定了英国必须服从欧洲法院的判决，但英国没有能力改变欧洲法院以大陆法系为原则的主流法律解释。因为欧洲法院的大多数法官是在一种与英国截然不同的法律传统下成长起来的，而他们的判决又是强制性的。

　　虽然英国几乎是所有现代自然科学的发源地，但英国人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历来就不擅于——更可能是不屑于——纯粹的理性思辨，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根植于他们的骨髓之中。这种民族气质加上历史记忆驱使许多英国人到今天都对欧洲大陆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甚至敌意。我有个曾留学英伦的大学同学告诉我，他在英国看到一些人几乎是本能地对一切来自欧洲大陆的东西说“No”，经常让他觉得匪夷所思。但这其实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在英国独立党领袖奈吉尔·法拉吉这类民粹主义人士看来，就连几十年来广受欢迎的欧洲电视歌曲大赛(Eurovision，像ABBA这样后来蜚声全球的流行音乐巨星最初都是在这个舞台上脱颖而出的)都“对英国充满成见和不公”。

　　因此，在整个公投宣传期间，留欧派反复强调的经济和市场因素从自始至终就没有击中脱欧派选民的“痛点”。对许多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的英国民众来说，为脱欧投票就是为自由和民主投票。

　　而今与欧盟同床异梦

　　对于理性务实的英国人来说，大不列颠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欧洲终究是一个不可能彻底摆脱的羁绊。因此，几个世纪以来，奉行什么样的欧洲政策是英国政治辩论永恒的核心议题之一。历史上，辉格党人（Whigs，英国自由党的前身）以及后来的工党总体上倾向于认为英国应该“在欧洲扮演主角”；而它们的对手托利党人（Tories，即保守党）总体上倾向于认为英国的核心利益是“海外贸易，而不是致力于欧洲事务”。

　　尽管几百年来英国与自己的欧洲邻国走的从来都不是一条路，但她偶尔也会在欧洲政治中发挥一下影响力，有时还是决定性的作用。

　　远的不说，甚至就在几年前，英国与法国这两个相互认为对方“难以忍受”的老冤家还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防务合作，被媒体戏称为两国组建了新的“英法联军”。而在经济上，自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后，英国与另一位老对手德国的理念也比较一致——双方都主张采取财政紧缩和经济自由化的反凯恩斯主义政策。

　　但更多时候，英国都是在欧洲发生了不可开交的战事时才极不情愿地插足这片大陆。纵观历史，不轻易卷入欧洲列强在大陆上的纷争是占上风的主流观念。

　　就拿欧盟目前的头等大事——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来说，虽然卡梅伦经常将“欧元区解体并不符合英国国家利益”之类的说辞挂在嘴上，但身为欧盟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更像是一个在一边旁观的评论者，而非积极参与者。除了经常表现出对欧元的失望和对英国未加入欧元区的庆幸之外，卡梅伦基本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有时他还会对媒体公开说：“……归根结底，那是他们的货币，也是他们的问题。”卡梅伦十分理解为何德国选民不愿拿出更多钱支持希腊和其它欧元区外围国家，因为他自己关心的也是同样的问题——确保英国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援助，包括加入欧元区纾困基金或同意英国参股的欧洲投资银行(EIB)参与欧元区银行资本重组。

　　绝大多数英国人或许还在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庆幸——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峰会上英国获准选择不参加单一货币后，当时的首相约翰·梅杰自豪地宣布：英国赢得了“局点、盘点和赛点”。梅杰还将英国置于欧洲申根签证国家之外，并保留英国不参加欧洲警察和司法事务合作的权利。

　　英国可能更多地认为，欧洲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但不能让欧洲国家合谋反对英国。卡梅伦只是不幸地继承了英国政治以及本党意识形态传统中的一个古老预言，况且他本人的留欧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也怀有三心二意的成分。

　　这种“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经验主义视野或许的确让英国在历史上获益匪浅，但也让英国错失了参与现代欧洲一体化的创建机会。今天回想起来，这不仅是英国的损失，更是欧洲的损失，英国式的自由传统、法治精神和实用主义理念原本会让欧盟更加成功，也更受欢迎。

　　上世纪50年代初英国之所以对草创中的欧洲一体化说“不”，主要是因为覆盖了半个地球的大英帝国躯壳犹在，英国人在心理上不甘心承认自己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世界霸主地位，而与过去自己瞧不上的那些欧洲民族国家平起平坐。

　　到70年代，伴随着共同市场在美国的支持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孤立的英国几乎沦为所有欧洲大国中最贫穷的一个。这时候，英国人身上的理性和务实精神终于发挥作用，经济增长、财政、就业和生活水平……这些现实考量暂时压倒了对昔日荣光的追忆。英国开始主动朝着欧洲靠拢，可惜为时已晚。经过20年的努力，欧洲大陆上两大宿敌法国与德国之间达成了百年和解，它们的联姻奠定了欧洲一体化的基石。作为一个新来者，英国当然受到了欢迎，但领导权已被法德两国夺走了，这构成了英国的现代欧洲战略的一个“原罪”。

　　甚至即使在1973年终于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英国仍只不过把它看成放大本国影响力和优势的几个来源之一—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G8成员国、全球范围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所有这些都可以随时取代欧洲。对绝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来说，一体化关乎它们的命运；对英国来说，它不过是冰冷的利害算计而已。英国后来决定不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协定，也是受这种半推半就和三心二意的心态所驱使。而这反过来又促使欧洲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总是以一种狐疑的眼光来看待英国:她真的愿意与欧洲分享共同的价值和认同，追求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吗？

　　至少现在看来，欧洲人的怀疑并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肆虐，英国人的理性与务实再度改变了他们对欧洲的看法，只是这一次与40年前倒转了方向。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是一个相对而言穷得多的国家，今天，无论从GDP增长、就业和创新角度来看，其他欧盟国家几乎都落在了英国之后。欧盟成员国地位一度被认为是通向繁荣的大门，但现在它越来越像是英国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包袱。

　　而压得欧洲喘不过气来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思维模式。当留欧派人士强调留在欧盟有助于加强英国的国家安全时，脱欧派宣传家总是会立刻提醒民众想一想近来的巴黎和布鲁塞尔。今年3月布鲁塞尔恐怖袭击案发生后，一位右翼专栏作家第一时间在Twitter上发帖说：“布鲁塞尔——欧盟事实上的首都——已成为欧洲圣战者的首都，留欧支持者居然还敢说我们留在欧盟更安全！”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北约成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G7和G20成员国，以及蕴藏于遥远的亚太新兴市场——而不是老迈的欧洲——的巨大财富……这些过去讨论过无数次的因素再次变成了欧盟的对立面。

　　对英国来说，欧洲一体化已不再是一项机会遍地的新生事业，而是一个正在为自身的生存而挣扎的累赘。对欧洲来说，英国也再次被证明是一个只适合同甘而不能共苦的靠不住的伙伴。

　　今天英国已不再是一个世界性强国，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英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没有能力凭一己之力闯荡五大洋。但在心理上，英国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离欧洲更远。

　　信任缺失与理念分歧

　　2016年6月23日的公投已是英国1973年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后第二次就相同的问题进行公投。

　　1974年，英国刚加入欧共体一年多，当时的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便试图寻求重新协商其保守党前任所接受的加入EEC条件，并承诺让全体选民来决定是否继续留在EEC。与今天的情况如出一辙，那主要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团结，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欧洲政策在英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英国民众最终以67.1%的赞成票选择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而承诺要退出EEC的工党则因此分裂（也同今日保守党一样），并在1983年的大选中失败。

　　从1980年开始，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就把争取从欧盟预算中长期获得年度返还作为其欧洲政策的重心。她喊出了“还我的钱”的著名口号，威胁阻挠所有欧盟事务。撒切尔的努力使得英国从1984年开始得以每年从对布鲁塞尔缴纳的资金中获得一笔不菲的返还。当时3/4的欧洲财政支出都流向共同农业政策，而英国是比较贫困的成员国，却因为其农业规模较小而很难从农业补贴中获益。

　　今年初，为了说服民众投票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卡梅伦亲赴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展开新一轮谈判，这已经是英国加入欧盟以后第三次就相同问题重新谈判。

　　卡梅伦向欧盟开出的愿望清单包含了许多内容，但讨价还价的重点目标主要包括：保证非欧元区成员国享有公平、增强竞争力（意味着减少管制）、豁免于“日益紧密的联盟”的原则以及应对人口自由流动问题。其中首要的无疑是英国民众最关心的移民限制及边境控制。

　　在拥有深厚自由市场传统的英国，人们对欧盟抨击最集中的就于它所制定的法规“僵硬繁琐”，不仅经常干预市场和企业自由，而且实施成本高昂。卡梅伦及其同僚也经常抱怨来自布鲁塞尔的庞大官僚体系和“繁文缛节”阻碍了欧洲企业的创新和欧洲经济的成功，甚而损害了英国的国家主权和生活方式。

　　应该说，卡梅伦的诉求的确包含很大的合理性。近年来欧盟越来越呈现出与自由市场理念相悖的保护主义倾向，所以英国人的改革方案也获得了不少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共鸣。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的帮助下，卡梅伦在布鲁塞尔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于自己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员自由流动原则，欧盟领导人寸步不让。此外，即便获得了默克尔的有条件支持，卡梅伦试图修改欧盟条约的努力也没有成功。

　　许多年后，当卡梅伦检讨自己的滑铁卢时也许会认识到，尽管“欧洲改革”是自己最喜欢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但他从来就没有像当年的撒切尔夫人那样拿出过一套明确的目标、原则及路线图，他也从来没能提出过任何一句让普通英国选民一听就明白的口号。因此，当卡梅伦信心满满地带着他的谈判成果从布鲁塞尔回到伦敦时，他几乎没有说服任何人。

　　事实上，英国与欧洲之间最核心的问题并不是这些技术性问题，而在于欧盟究竟应该是一个何种性质的联盟这一根本问题。

　　简单地说，英国不能容忍一切将欧盟打造成一个单一联邦国家的念头。在英国人看来，人员自由流动、货币联盟以及许多人正在憧憬的财政联盟都是朝着这个错误目标前进的步骤。英国只希望以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一个自由贸易联盟，因此，进一步推进一体化的任何举措，都会加剧英国国内的反欧情绪。卡梅伦自己也曾放话,今后只要欧元区国家领导人在欧盟会议上讨论加强一体化问题,他就会立刻起身走人。这不仅已成为卡梅伦所属的保守党的“神经痛”，也差不多是英国国内所有政治派别的共识。

　　因为这个缘故，卡梅伦在2014年春天鲁莽地带头反对卢森堡前首相让·克洛德·容克出任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甚至威胁若后者就任，英国就将退出欧盟。他的理由是容克过度倾向联邦主义，但后者由于得到了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其他主要欧盟大国的支持，最终还是获得得以当选。

　　我在前文中已经分析过，英国公众的这种普遍的疑欧情绪根植于他们独特的传统——英国与大陆国家从来就没有分享过共同的历史记忆，当然也不可能有共同的欧洲身份认同。

　　然而，对于欧洲的联邦主义者来说，英国所竭力反对的恰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理想。欧洲大陆历史上残酷的大国欺压小国的霸权主义以及惨绝人寰的战争记忆促使他们认为，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已是过时的概念，只有进一步推进一体化，欧洲才能免于重蹈覆辙。

　　就拿眼下肆虐欧洲的债务危机来说，它暴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重大缺陷，或许的确也证明了英国的先见之明。但欧洲的联邦主义者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进一步的政治与经济联盟保住货币联盟，从而保住和深化一体化；而英国的怀疑主义者则本来就不看好货币联盟，现在更觉得到了散伙的时候了。

　　甚至早在2011年欧元区危机达到顶峰时，欧盟试图通过修改欧盟条约来加大对危机国家的救援力度时，卡梅伦就以新条约有损英国利益为由加以否决。这提升了他在保守党内部和英国选民中的人望，但却在政治上孤立了英国，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谴责卡梅伦企图“在欧洲的中心创造一块飞地”；而在2012年，卡梅伦又在保守党内部压力之下试图否决欧盟长期预算案，并因此遭到了历来对英国最为友善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警告。

　　站在英国对立面的联邦主义者抨击英国的要求是“狭隘”、“自私”和“猥琐”的，他们宣称，“我们对欧洲的设想与卡梅伦先生对欧洲的设想正好相反”。

　　这是理念上的根本分歧，逻辑上谈不上谁对谁错，因为它的源头是信任。由于缺乏最起码的信任，自豪的英国人与骄傲的法国人相互对对方的意图充满了误解，有时还经常以一种阴谋论的眼光打量对方。

　　一个“事后诸葛亮”的结语

　　自撒切尔夫人以来，每一任英国领导人——无论是保守党的约翰·梅杰与戴维·卡梅伦还是工党的托尼·布莱尔与戈登·布朗——都不止一次地说过同样的话:

　　“欧盟身份对英国的国家利益至为重要……”

　　“我们希望英国站在欧洲的核心，而非在边缘……”

　　“英国应该领导欧洲，而不是离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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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们最终都没有能够说服英国人民认识到自己身处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多么深刻的变化。这是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一个自始至终三心二意的成员怎么可能胜任领导者的角色？又怎么可能获得充当领导者所不可或缺的其他成员的信赖？

　　回到本文开头时的那个问题：“既然脱离欧盟有那么多坏处，那为什么竟有近52%的英国选民投票支持脱欧？难道他们都是没有理性的傻瓜？”

　　答案是：不是英国人不够理性，而是他们过于理性，过于信赖过去的经验。这次公投的结果说明了一个道理：人们在作出一个决定时是多么容易让回头看的惯性压倒朝前看的尝试!

　　但我仍然想要指出，回顾历史，英国在民主宪政和自由市场等所有关乎社会最根本利益的方面做得都要比欧洲大陆好得多。因此，无论是欧洲还是世界，都仍然需要聆听来自英国的宝贵教诲。对欧盟这项激动人心的未竟事业来说，英国历史中蕴含的智慧尤其应当成为它前进道路上的重要精神资源。

　　当然，欧洲联邦主义者的许多见解也是值得英国倾听的。例如，他们不无道理地指出，英国本身也是一个不完善的联盟，她的内部同欧洲一样缺乏共同的身份认同。如果说只有几十年短暂历史的欧盟在创造“欧洲人”这件事情上做得不成功的话，那么拥有几百年漫长历史的联合王国在创造“英国人”这件事情上做得更不成功。

　　按计划，英国本来将在2017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这为她提供了一个领导欧洲进行改革的绝好机会。但如今一切为时已晚，木已成舟的事情不可能重来一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英国和欧盟都能够从这场政治地震中获得一些真正有益的东西，而不是让这次公投脱欧成为又一个没能唤醒欧洲和英国的闹钟，甚至成为又一条心理上的英吉利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