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听人们说，若想理解这个时代，就要关注领导人的精神状态。有的总统举止奇怪是因为幼年时遭受的创伤，有的总统则是因为长期经营房产事业所致。这种解读方式固然直观明快，但问题在于，一旦将领导人的选择与他已经定型的性格结合在一起分析问题，就很容易放弃为达到终极目的而进行的努力。
金正恩大概是世界上最难以预测且最为危险的人物。他不仅处决了自己的姑父，最近还爆出，他雇凶杀害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金正恩上台以来共处决了一百多名高层官员，并随意授予或摘取部队将军的军衔。在这样一个人物的统治下，朝鲜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预计很快就可以成功制造出洲际弹道导弹。此外，金正恩还威胁称可能会率先使用核武器进行先发制人攻击。因此，媒体经常把金正恩描述成一个手握核炸弹来回晃动的“疯子”。
金正恩确实残忍，但他并非“疯子”。如果他不能控制自己残忍的性格，可能导致国家走向灭亡，他的父亲当初就不会指定他为接班人。而且，仅从经济政策来看，金正恩并非完全一无是处。不同于金正日在位时期，金正恩不仅承认市场活动，还利用市场活动增加税收。这样来看，将残忍视为金正恩的一种精神缺陷，并认为金正恩的这一缺陷会导致朝鲜变得不稳定，这种分析难免过于牵强。而且，这种看法还会导致韩国的对朝政策过于偏颇，带来错误的结果。
残忍只是他的选择。金正恩不仅拥有残忍的性格，更重要的是，他还具备利用这一性格维持手中权力的理性。他之所以能够继承朝鲜的权力宝座，大概也是因为他具备经过利害权衡的残忍手段和残忍的理性。那么，他做出如此理性的残忍行为，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案当然是维持权力。斯大林就曾如此。历史上斯大林下令杀害或推行政策杀害的人口达到苏联人口的5%以上，并曾在1937-1938年间处决70万普通民众。仅从这些事情来看，斯大林确实像个“疯子”，但对于斯大林来说，这只是他为维持手中权力而作出的正常抉择。近年围绕斯大林秘密记录的研究结果表明，从维持权力的层面来看，他是个极其理性的独裁者。
我们应该关注导致金正恩做出残忍选择的社会结构，这样才能准确认识到朝鲜体制变化的动力，找出朝鲜政权的软肋，从而找到正确的对朝政策方向。这个软肋就是市场。按照朝鲜黑市的汇率换算，现在朝鲜居民在正式岗位工作得到的月薪不到1美元，但人们平均需要60美元才能维持每月的生计支出。实际生活费用和正式月薪之间存在差额，而这一差额大部分都要依靠居民从事市场活动赚取。这是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体制。
问题在于，这种市场活动将对朝鲜政权维持权力造成致命影响。包分包配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控制手段。国家的配给是朝鲜政权要求居民忠于政府的最大借口。但现在朝鲜居民获得的粮食总量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来自国家分配，三分之二来自市场购买，其余部分是居民自己从田中积攒而来。朝鲜居民意识到，国家已经连粮食的供应都不能保障，若想生活下去，只能依靠自己赚取。这种想法自然会滋生民众摆脱政权控制的独立念头。
官员的受贿行为对朝鲜政权的统治力也造成更大影响。朝鲜家庭支出中的10%都是行贿支出。难以直接从事市场活动的官员们只能依靠来自市场的贿赂生存。于是，行贿与受贿者之间就产生了一致的利害关系。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共同生存的利益结构，形成了金正恩难以控制的“经济共同体”。而金正恩更为惧怕的是，权力阶层中存在通过贸易和市场攫取巨额财富的人群。如果连这些人也在尝到财富的甜头后背叛了自己，政权将彻底崩溃。因此，金正恩认为，若想在如此急迫的情况下维持政权，只能通过恐怖政治强迫权力阶层和官员们忠于政权。不同于打算通过货币改革控制市场却以失败告终的父亲，金正恩在默许市场活动的情况下，营造出比市场更具威力的“恐怖”气氛，选择了“以强制强”对付市场强大威力的战略。
面对金正恩的战略性举动，韩国如果继续以单纯的眼光看待朝鲜，将很难推动朝鲜发生任何变化。无论是进步还是保守阵营，都必须摆脱想当然的意识形态泥潭，以冷静的视角看待贯通于整个朝鲜的社会结构，摒弃不是对话就是安保的“非黑即白式”对朝理念，制定出足以影响朝鲜社会结构的实事求是的对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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