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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篇非常长的文章,本文的作者放眼全球近百年房价走势,考察了驱动不同经济体和主要大都市圈房价走势的因素及规律。
摘要:
不同经济体房价涨幅差异大: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化引起的人口效应、货币供应带来的货币幻觉、住房制度影响的供求格局。
从近期看,2010-2017年全球48个经济体美元房价涨幅与美元名义GDP涨幅高度相关,两组数据相关系数达0.80。2010-2017年,48个经济体美元房价累计涨幅的平均数为10.4%、中位数为1.2%,美元名义GDP涨幅的平均数为15.7%、中位数为9.1%。其中,美元房价涨幅超过70%有冰岛、中国香港、印度、菲律宾、新西兰,与之对应的美元GDP涨幅分别为79.6%、49.3%、56.8%、57.1%、40.4%;而涨幅为负且居前的有俄罗斯、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巴西、南非等,与之对应的美元GDP涨幅为3.4%、-33.1%、-8.4%、-9%、-6.9%、-6.9%。
2
一国内部哪个区域房价涨幅最大:人口流入的大都市圈
英国:伦敦房价50年106倍,内伦敦涨幅更大
伦敦有三个范围:伦敦城(Cityof London)、大伦敦(Greater
London)、伦敦都市区。伦敦城即伦敦金融城、面积很小,一般意义上的伦敦指大伦敦地区,包括319平方公里的内伦敦和1254平方公里的外伦敦,土地面积合计1573平方公里、占英国的0.6%,当前GDP占英国的20.1%;伦敦都市区则由大伦敦及周边地区组成。由于城市规划问题等造成大城市病突出,英国政府一度控制伦敦特别是内伦敦人口、在二战后外迁产业、大量建设新城,1941-1991年伦敦人口从862万降至639万,后回升至2017年的882万,当前占英国人口比重为13.4%。但在经济作用下,伦敦周边地区人口长期集聚,1931-2001年英国东南地区人口从不到1300万增至1800多万,占比从27.5%增至31.1%。
大伦敦地区最近50年房价涨幅达106倍,远超英国、英格兰地区房价平均涨幅(61、70倍),和英国名义GDP涨幅(49倍)。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ONS)数据,1968年4月至2018年3月,大伦敦地区房价从0.44万英镑/套上涨至47.19万英镑/套,涨幅达105.8倍,年均涨幅9.8%;英格兰地区房价从0.34万英镑/套上涨至24.09万英镑/套,涨幅达69.7倍,年均涨幅8.9%;英国房价从0.36万英镑/套上涨至22.41万英镑/套,涨幅达61.3倍,年均涨幅8.6%。而同期(1967-2017年)英国名义GDP上涨48.7倍、年均增长8.1%,房价涨幅明显跑赢名义GDP增长。
分阶段看,大伦敦与英格兰、英国房价涨幅在1994年之前非常接近,但在1995年后波动明显加大,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1968-1994年,大伦敦、英格兰、英国房价涨幅分别为15、14.7、14.6倍,差异较小;但之后至2018年3月,房价涨幅明显分化,分别为5.3、3.5、3倍。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4月大伦敦、英格兰、英国房价同比下跌16.6%、15.0%、14.9%;之后,在货币刺激量化宽松背景下,房价逐渐回升,至2018年3月年均增速分别为7.5%、4.5%、4.1%。
从伦敦都市区内部看,大伦敦房价涨幅位居首位。1995年1月至2018年3月,大伦敦房价上涨5.34倍,明显高于Kent、Windsor
and
Maidenhead、Hertfordshire、Essex、Surrey等周边地区4-4.5倍左右的涨幅。此外,该时期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房价上涨仅3倍,明显低于伦敦及周边地区涨幅。该时期(1994-2017年),英国名义GDP和M2余额分别上涨1.6、3.5倍。
从大伦敦内部看,内伦敦核心区域房价涨幅更大。1995年1月至2018年3月,内伦敦房价从7.83万英镑/套涨至57.9万英镑/套,上涨6.4倍;外伦敦房价从7.30万英镑/套涨至2018年3月的42.39万英镑/套,上涨4.8倍。当前伦敦房价最贵是Kensington
and Chelsea(134.36万英镑/套),其次是City of
Westminster(101.24万英镑/套),分别较1995年1月上涨6.3、6.6倍。
1965-2015年间,巴黎市50年房价上涨32.5倍,明显超过法国房价平均涨幅(22.7倍)、法国名义GDP涨幅(28.1倍),年均增速分别为7.3%、6.5%、7.0%。在此之前的1945-1965年,受战后重建、婴儿潮及货币大幅超发等影响,巴黎市、法国房价分别暴涨54.1、38.3倍,年均增长22.2%、20.1%,但仍然落后于名义GDP年均增长(1950-1965年,51.2%)。
分阶段看,1966年之后巴黎市房价走势可分为四个阶段:1)1966-1990年,房价快速上涨期。该时期巴黎市房价、法国房价、法国名义GDP年均增长10.7%、9.3%、10.6%。2)1992-1997年,房价下跌期。由于1985-1990年左右巴黎市房地产投机旺盛、房价涨幅过大(其中1987-1990年连续4年上涨均超过17%),巴黎市房价开始大幅下跌。该时期巴黎市房价、法国房价、法国名义GDP年均增长-6.1%、-0.4%、3.8%,至1997年底巴黎房价惨跌至1991年的69%。3)1998-2015年,波动增长期。该时期巴黎市房价、法国房价、法国名义GDP年均增长7.2%、5.0%、3.0%。其中,2013-2015年巴黎房价连续下跌。
巴黎市房价涨幅位居巴黎大区之首。由于巴黎市土地面积较小(105平方公里),稍大于北京市东城区和西城区面积之和(93平方公里),因此我们不再对巴黎市内部房价进行分析,而是将巴黎市作为巴黎大区的核心区域,分析其与巴黎大区其他区域房价的走势差异。根据法国统计局(INSEE)数据,1997年4季度至2017年3季度,巴黎市房价涨幅达2.95倍,明显超过近郊三省的1.97倍、远郊四省的1.43倍、法国平均的1.38倍,以及该时期法国名义GDP涨幅(0.8倍)。近郊三省Hauts
de Seine、Seine St Denis、Val de
Marne房价涨幅分别为2.03、1.91、1.88倍。远郊四省Yvelines、Val d'Oise、Seineand
Marne、Essonne房价涨幅分别为1.51、1.50、1.35、1.25倍。
美国:纽约市房价42年8倍,皇后区表现更优
纽约有多重涵义:纽约市、纽约都会区、纽约联合统计区等。其中,纽约市土地面积为789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855万;纽约都会区(New
York-Newark-Jersey City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NY-NJ-PA
MSA)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2018万;纽约联合统计区(New York-Newark 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由纽约都会区及毗邻都会区组成,2015年人口2372万。从人口看,由于美国经济重心向西海岸、南海岸偏移,1950-2015年纽约地区人口虽基本持续增长,但增幅84%远小于洛杉矶地区的328%,这使得纽约地区的人口占比明显下滑。期间,因人口郊区化及制造业衰退,纽约市人口在1950-1980年从789万减至702万;后因城市更新及产业转型升级等,回升至2015年的855万。
1975-2017年,纽约市房价上涨8.1倍,高于美国平均水平,但低于纽约市周边及洛杉矶地区房价涨幅。根据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统计,1975-2017年,美国、纽约市、纽约-泽西-白原分区(纽约都会区分区之一)、洛杉矶-长滩-格伦代尔分区(洛杉矶都会区分区之一)房价分别上涨5.6、8.1、9.5、13.9倍,年均增速分别为4.6%、5.4%、5.7%、6.6%。纽约-泽西-白原分区房价涨幅虽不及洛杉矶-长滩-格伦代尔分区,但仍显著高于美国平均水平。此外,1975-2017年美国名义GDP上涨10.5倍、年均增长6.0%,M2增长12.7倍、年均增长6.4%。这意味着,纽约市和纽约-泽西市-白原分区房价跑输同时期美国名义GDP和M2,而洛杉矶-长滩-格伦代尔分区跑赢。
在纽约都会区内部,纽约分区房价近35年上涨4.73倍,在纽约都会区四大分区中位居第二。除纽约-泽西市-白原分区外,纽约都会区还包括NassauCounty–Suffolk
County、Dutchess County-Putnam
County、Newark三个分区。四大分区房价走势基本一致,但NassauCounty–Suffolk
County分区涨幅最大、纽约-泽西市-白原分区其次,然后是Newark分区和DutchessCounty-Putnam
County分区,1982-2017年分别上涨5.54、4.73、3.79、3.19倍,年均涨幅分别为5.5%、5.1%、4.6%、4.2%。
在纽约市内部,曼哈顿区及皇后区近30年房价上涨超过2倍,高于纽约市和纽约分区整体水平。1987-2017年,纽约市曼哈顿区房价上涨2.14倍、年均上涨3.9%,皇后区(1987-2016年)房价上涨2.22倍、年均上涨4.1%,而该时期纽约市和纽约分区房价分别上涨1.41、1.43倍,年均增速大致为3%。
日本:六个核心城市曾36年上涨210倍
东京有三个范围:东京都区,东京都,包括千叶县、琦玉县和神奈川县的东京圈,土地面积分别为627、2188、13558平方公里。东京圈土地面积占日本的3.6%,2016年人口3629万,占日本的28.6%,当前地区生产总值约占日本的1/3。
日本人口流动分为两个阶段:在1974年前,全国人口基本持续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1884-1973年,除战争影响外,东京圈人口406万人增至2607万人,占比从10.8%增至23.9%;大阪圈人口从392万人增至1636万人,占比从10.5%增至15.0%;名古屋圈人口从311万人增至918万人,占比从8.3%增至8.4%。之后则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中,而名古屋圈人口流入流出基本平衡、大阪圈长期净流出;到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分别为3629、1831、1134万,占比分别为28.6%、14.4%、8.9%,该时期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自然增长。东京都人口在1970-1997年人口增长停滞,主要在于东京都区产业转移、人口外迁,但东京都非都区、东京圈三县人口显著增长。
东京圈地价走势与日本整体基本一致,但峰值在1990年、较日本整体早1年,1976-1990年上涨3.4倍、年均11.1%;之后持续下跌至2005年,2014年已领先于全国止跌回升。东京圈、大阪圈房价在1990年见顶,名古屋圈和地方地价分别在1991、1992年见顶。1976年至房价峰值期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地方地价分别上涨3.4、3.9、2.0、0.9倍,分别年均增长11.1%、12.0%、7.7%、4.0%;特别是在房价泡沫破灭前,1987-1988年东京圈地价暴涨0.95倍,1988-1990年大阪圈地价暴涨1.6倍。而在1976-1991年,日本名义GDP上涨1.8倍、年均增长7.2%,M2上涨2.7倍、年均增长9.0%。
199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东京圈地价大幅下跌至2005年,2006-2008年开始回升,但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于2009年开始再次调整,2014年开始再次回升。至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地方地价仅分别是峰值的39.7%、27.8%、58.0%、58.6%,而该时期日本名义GDP、M2分别增长14.7%、87.5%。大阪圈地价之所以调整幅度最为惨烈,是因为其在泡沫破灭前上涨幅度最大、但又缺乏人口支撑。
东京都区部地价在1988年见顶,见顶前五年上涨2倍,同时调整早、止跌快,2006-2016年累计上涨11.7%、为东京圈内部最高。东京都及东京都区地价在1988年见顶,较东京圈早2年、较日本整体早3年。在见顶的前五年,东京都区部房价上涨2倍,高于东京都的1.8倍和东京圈1.2倍。见顶后,东京都及东京都区部房价持续下跌至2005年,之后2009-2013年下跌,2014年开始回升。2006-2016年,东京都、东京都区部房价分别累计上涨5.6%、11.7%,东京都非区部房价基本持平,东京圈房价累计下跌4.1%。2016年,东京都、区部、非都区房价分别相当于其峰值的39.8%、40.9%、38.3%,与东京圈的39.7%非常接近。
3
结论:大都市圈房产跑赢印钞机,构建居住导向的中国新住房制度
1)从全球视角看,一国房地产市场取决于:经济增长、人口变化、货币供应、住房制度。其中,前两项是基本面因素;货币超发会导致国内本币房价大涨但不一定美元房价大涨,即在全球视角下不一定具备投资价值;住房制度是一国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导向。
2)房地产具有抗通胀属性,能部分分享经济增长红利,并且多数国家的大都市圈房产是能够跑赢印钞机的少数资产之一。1970-2017年21个经济体本币房价增幅均不同程度超过各自CPI涨幅,中国香港、英国、新西兰在扣除CPI后实际房价年均增长仍能达3%以上,而日本、德国扣除CPI后实际房价增长接近于0。此外,从美国百年房价史看,1890-2017年美国房价年均增长3.21%,也高于2.64%的CPI年均增速。与本币名义GDP增长相比,1970-2017年21个经济体中只有新西兰、英国两个经济体房价跑赢,这意味着多数经济体房价只能部分分享经济增长红利。
长期来看,全球货币超发是普遍现象,广义货币增速多高于名义GDP增长,能够跑赢印钞机的资产不多,在多数国家大都市圈的房地产是其中之一。比如,1970-2017年英国房价年均增长8.8%,虽高于8.2%的名义GDP年均增速,但仍然低于11.5%的广义货币年均增速;1960-2017年美国房价年均增长4.58%,而名义GDP和M2年均增速分别为6.48%、6.87%。从大都市圈角度看,在英国,1995年1月至2018年3月,大伦敦及周边地区房价多上涨4-5倍,明显高于该时期英国名义GDP和M2余额增幅的1.6、3.5倍。在美国,1975-2017年,洛杉矶-长滩-格伦代尔分区房价年均增长6.6%,跑赢同期6.4%的M2增速。在日本,1975-1991年六个核心城市地价年均增长11.2%,其他城市地价年均增长6.4%,同期M2年均增长约9%。
3)从全球资产配置角度看,一些经济增长潜力大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其核心城市房地产具有较大投资潜力。一般而言,新兴经济体货币超发比较严重,房价涨幅也较大,但从全球资产配置角度看,投资者关注的是美元房价涨幅,即剔除了货币相对超发导致的汇率变化,而美元房价涨幅则主要与美元名义GDP增长相关,可分解经济增长、人口变化、住房制度等因素。一些经济增长潜力大的新兴经济体未来有可能出现类似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的“黄金时代”,不过需要注意政治、法律等相关风险。
4)构建居住导向的中国新住房制度。中国房地产二十年发展表明,短期调控无法解决长期供需不平衡的根本矛盾,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才是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未来应从供给着手,从短期调控政策过渡到长效机制建设、从行政手段过渡到经济手段、从商品属性为主过渡到构建强调居住属性的住房制度非常重要。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指引下,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将是住房制度改革的新方向。
一是改革“人地挂钩”,优化土地供应。目前推行的“人地挂钩”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并不能解决热点城市人口流入与住房供应紧张之间的矛盾,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跨省耕地占补平衡与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并严格执行“库存去化周期与供地挂钩”原则,优化当前土地供应模式。
二是保持货币政策和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实行长期稳定的住房信贷金融政策,稳定购房者预期,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同时抑制投机性需求。支持房企合理融资需求,规范融资用途,防止过度融资。
三是转变住房供应结构,丰富供应主体。未来供应主体将从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供给形式也将由商品房为主转向商品房、租赁房、共有产权房等多品类。不过,住房供应结构的探索与政策出台须因地制宜,人口净流出城市尤需警惕盲目跟风。
四是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目前房地产税呈现“重增量轻存量、重建设交易轻保有”特点,未来应减少交易环节税费、增加保有环节税费,促进开发建设、交易、保有环节税赋平衡,避免重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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