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话题：新冠病毒疫情敲响全球化丧钟

早在一种致命病毒开始跨越多国传播之前，一个以日益加深的相互联系为特征的世界，似乎已在重新评估全球化的价值。

在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者唐纳德·J·川普的领导下，美国正在命令跨国公司抛弃中国，用美国的工厂来生产它们的产品。英国正在脱离欧盟，这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海关重新开始验关，同时会威胁搅乱一个至关重要的贸易关系。

从地球上一些最危险的地方——叙利亚、阿富汗、中美洲——逃离的难民激增，这在许多发达国家引发了对移民的强烈抵制。在欧洲，这种情绪大大提升了极右翼政党的地位，这些政党正在用关闭国门的承诺来赢得选票。川普要沿着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修建隔离墙，同时还试图阻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已经从中国扩散出来的新冠病毒正在至少76个国家蔓延，并造成逾3200人死亡，有效地加速和加强了阻断全球连接的努力。

新冠病毒已播下了让全球供应链混乱的种子，这个供应链将工厂跨越国界和海洋连接起来，使生产成品的工厂能够从世界各地得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许多公司现在正在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容易受到干扰的国家寻找替代供应商。

新冠病毒疫情给欧洲右翼政党提供了一个对开放边境敲响警钟的新机会。病毒已将数百万人限制在他们的社区里，不少人甚至不能出家门，这让他们有时间来思考全球化是否真是一个伟大想法。

“疫情加剧了人们对开放边境的所有担忧，”牛津大学研究全球化与发展的教授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说。他曾在2014年出版的名为《缺陷的蝴蝶效应：全球化怎样带来系统性风险以及如何应对》(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书中预料，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会引发对自由主义的反弹。

“北美和欧洲出现了一种重新调整的趋势，一种在更高选择性的基础上进行接触的愿望，”他说。

照戈尔丁的看法，新冠病毒只是揭示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管理缺陷的一股最新力量，这些缺陷让全球化成为一种监管不足、各国对他国抱满不在乎态度的相互联系形式，让社会易受一系列强有力威胁的伤害。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到气候变化，普通民众已经认定，不能相信政府能保证他们的安全。这就让政客们能通过提出简单化的解决方案，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把边界武装起来等，让合法的问题受到非难。

现在，新冠病毒引发的恐慌已经加剧了这种趋势。“我觉得，不管墙有多高，都不可能抵御流行病、气候变化或人类未来面临的任何其他重大威胁，所以我认为它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戈尔丁说。

全球化远未结束。从计算机到汽车，生产各种现代商品的商业联系涉及如此多的人，其过程需要如此多的协调，以至于一种纯粹本地化的工业形式，对大规模生产来说，如今似乎不可想像。遏制不尊重边界的新冠病毒这件事本身就需要国际协调，而全球化的基础设施为协调提供了便利。

但是，随着医用口罩成为人们迫切需要的物品，从日本到爱尔兰的学校停课，航空公司取消航班，贸易展被取消，股市暴跌让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化为乌有，新冠病毒引发的恐慌看来很有可能改变全球化的轮廓。

最明显的影响表现在贸易上。这场流行病已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世界把中国作为制造业核心基地这个重要的依赖问题，这个趋势已在中美贸易战中开始出现。

在川普的描述中，任何外国制造然后销售到美国的产品，都是美国工人被坑的例子。本着这种精神，川普政府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政府认为，这将迫使从服装品牌到制造电子产品的企业把生产搬回美国。

中美贸易战并没有带来政府许诺的就业机会，只是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放缓。一些跨国公司已将工厂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国和墨西哥。

川普政府官员将新冠病毒暴发视为新的动力，加大了迫使企业离开中国的压力。“这将有助于加快就业岗位回归北美的步伐，”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曾在1月底这样说。

上周，川普的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把新冠病毒作为对美国允许太多的工厂生产迁到美国以外地方的严酷提醒。纳瓦罗写过一本名为《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的书。

“很多生产都在中国，”他对福克斯新闻(Fox News)说。“我们必须让它们回到美国。”

许多制造业人士对这种说法不予理会，认为那是披着经济政策外衣的政治把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太可能看到大批美国人坐在缝纫机后面缝制衣服，或在装配线旁把电子元件安插到线路板上。但中国工厂的生产小幅度转移到其他低工资国家工厂的趋势可能会加速。

“人们已经从贸易战中认识到，他们不能过于依赖中国，”总部位于香港的启迈(Qima)首席执行官塞巴斯蒂安·布勒托(Sebastien Breteau)说，该公司负责检查为主要国际品牌生产服装、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的工厂。

他说，自今年年初以来，启迈在越南和孟加拉国的检查工作增加了大约一半。

此次疫情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全球工厂和零售业对中国已变得如此依赖，以至于发生在那里的危机能迅速地给几乎所有地方带来麻烦。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库存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耗尽后，将会出现零部件短缺的问题。

据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的数据，印度和日本的制造商有60%的进口电子元件依赖中国。美国制造商大约一半的进口电子零部件是来自中国。

上月，全球第五大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Hyundai)的韩国工厂停产，原因是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短缺。日产汽车(Nissan)说，停止其日本生产的原因是零部件短缺。由于越南一家生产游戏机的工厂无法从中国获得关键部件，任天堂(Nintendo)推迟了将其广受欢迎的游戏机Switch投放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时间。

在意大利，随着新冠病毒上月底在米兰南部传播，当地政府对那里的工业区进行了隔离，这可能会加剧全球供应链的麻烦。意大利是汽车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国，这意味着意大利工厂生产中断可能会波及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但是，经济学家们说，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本身有危险，而是市场力量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会带来严重危险。

世界易受供应链被搅乱的影响，部分原因是过度采用了所谓的准时制生产方式。按照这种生产方式，不必为了确保在任何情况都能维持生产，在仓库里储备所需的零部件。现代化的工厂在需要零部件时去网上下订单，依靠全球的空中和海上运输网，按照与生产同步的时间表交货。

正如金融危机让人们看到了银行的问题：在没有留出足够的准备金来弥补坏账的情况下，发放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贷款，新冠病毒疫情也突显了全球制造业的鸡肋：制造业一直在以过高的效率运作，而没有考虑地震、流行病和其他灾难带来的风险。

发展到这种状态是全球经济中股东利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直接后果。企业只考虑能产生短期利润的做法，往往把对长期风险的慎重考虑抛在一边。

“发行股票是有代价的，”牛津大学的专家戈尔丁说。“你有来自市场的压力，要出季度财务报告，分析师们紧盯着你。你不能说，‘嗯，我们的利润降低了，但我们的韧性更强了。’”

在政治领域，新冠病毒让那些谴责移民的人拿到了证据，推定自己的警告有理。

这种影响在欧盟27个国家内部尤为明显，欧盟长期以来一直秉持的一个核心治理信念是，当人员和商品能够自由跨境流动时，经济和社会才最有活力。近年来，数百万移民的到来让这个理念受到了考验。极右翼政党靠封锁边境的承诺得以从政治荒野登上主流地位。

已在蓬勃发展的极右翼政党包括：源于新纳粹主义运动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其追随者已在重新使用希特勒的语言；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还有意大利的联盟党(League)，该党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曾说，移民是试图对意大利人进行“种族清洗”，他攻击意大利政府在疫情面前未能加强边境保护。

但是，如果有些人想以新冠病毒疫情为由给全球化写讣告的话，其他人会说那是没抓住要领：疫情是在全球制造业中心暴发，受到现代航空旅行的推进，靠人类无法抑制的四处走动的冲动传播。

“这只是表明了全球化就是这样，”经济学家玛丽亚·德梅齐(Maria Demertzis)说，她是布鲁塞尔研究机构Bruegel的副主任。“人总要旅行。他们总要交易。答案不是要再建墙。人们需要更多的合作和清晰的信息。”

Peter S. Goodman是一名驻伦敦的欧洲经济记者，此前在纽约任国内经济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