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人那么排斥戴口罩？

上周奥地利在抗击冠状病毒爆发的斗争中迈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奥地利政府宣布，为了抗击这一流行病，人们不戴口罩不得进入超市等场所。

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宣称：“很明显，戴口罩将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为了进一步减少传播，这是必要的。”他还解释说口罩将在商店门口免费发放。

一些人可能对此表示不屑——包括许多科学家。人们对戴低质量的口罩能否防止吸入病毒存在分歧，即使它确实会降低人们通过打喷嚏或咳嗽传播病毒的几率。

奥地利将向购物者发放普通口罩，而不是N95口罩，后者确实能降低吸入病毒的风险。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医生认为，戴口罩对那些通常没有暴露在医务人员所处的那种直接风险中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因此他们敦促消费者将自己购买的口罩捐给医院。

然而，我认为嘲笑奥地利的举措将是错误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戴口罩有一个切实的个人好处：它提醒你避免触摸自己的脸。

这很重要，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中心(Weill Cornell Medical Center)的重症监护医生大卫•普莱斯(David Price)在一段令人信服的视频中解释了他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患者的经验。我强烈推荐人们看看这一视频。

他解释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需要训练自己不要触摸自己的脸，并告诉人们，我们在这件事上是认真的。”他指出，由于口罩防护效果有限，头巾对于“训练”来说同样有效。

(我们现在难得走上纽约街头进行必要的活动时，我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儿会戴上她最喜欢的围巾，这既起到了防护作用，也让她的情绪好了许多。)

第二个原因是戴口罩不仅仅关系到个人心理或行为；它也有社会影响。科学家有时会忽略这一点，因为受到的训练使得他们依赖统计数据和科学实验结果。

但是，要说在哪个时候文化——以及对文化的分析——很重要的话，那就是现在。这一点毋庸置疑，不光是从社会正如何对新冠危机做出反应的角度来说，就是从疾病如何传播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荷兰社会学家彼得•贝尔(Peter Baehr)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他曾研究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香港兴起的所谓“口罩文化”。

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在疫情爆发初期，人们对口罩的讨论最初只着眼于医疗方面。但是讨论很快出现另一种动态，因为通过戴口罩，“人们传达出对他们所属社会团体的责任”。

正如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医学人类学家克里斯特斯•林特里斯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一个意见专栏中所言：“一个社区的成员戴上口罩，不仅仅是为了（在疫情中）抵御疾病。他们戴着口罩，也是为了表明他们想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疫情。”

这种潮流如今在亚洲根深蒂固，正如对口罩文化进行广泛研究的人类学家吉迪恩•拉斯科(Gideon Lasco)在社会科学出版物《Sapiens》中写的那样：“文化价值观、对控制的看法、社会压力、公民义务、家庭关切、自我表达、对公共机构的信念，甚至政治，全都被口罩的‘象征性功效’所包裹。”

一些欧美人会嗤之以鼻。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倾向于推崇个人主义，而不是亚洲通常重视的那种集体主义。

在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很少有人戴口罩，以至于戴口罩几乎与一种耻辱感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最近，因为有些人认为这是生病的迹象。

说到大规模戴口罩，关键是，如果每个人都戴上口罩，这种耻辱感就会消失。事实上，在日本这样的地方，现在不戴口罩几乎让人感到羞愧。

尽管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会在美国出现，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因为Covid-19的冲击正在迅速重塑我们的风险观念，并导致集体主义价值观在西方逐渐地得到重视。

事实上，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近日表示，一旦有充足的供应，他可能会支持广泛佩戴口罩。他的一些医学顾问会对此表示欢迎。我也会表示欢迎。

正如林特里斯指出的那样，流行病不仅应该被理解为“生物学事件，还应该被理解为社会过程”，因为这是“成功遏制它们的关键”。如果仪式或象征——比如口罩——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情况要好得多。

换句话说，打败Covid-19不仅仅需要医学，还需要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