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红作家躲乡下写“封城日记” 惹众怒

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马尼（Le?la Slimani）是当今最具盛名的法国作家之一。早年的蕾拉·斯利马尼，在大学毕业后，曾想进入影视圈当一位演员。在学习完表演课程后，曾在两部电影中担任配角。再后来，她担任过《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的记者，在突尼斯报道“阿拉伯之春”时被捕，随后离开了媒体工作，转而从事自由职业。2014年，她出版了关于女性瘾者的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Dans le jardin de l'ogre），使她在法语文学界崭露头角；2016年，凭借《温柔之歌》（Chanson douce）获龚古尔文学奖，成为法国文坛的明星人物；2017年，出版随笔集《性与谎言：摩洛哥的性爱生活》。两年前在中国举办的法国活动月，蕾拉·斯利马尼在中国几座城市的读者见面会，也让她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被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钦点为“全球法语推广大使”，她在中国的名声更是从文学读者群体蔓延到高校法语学习群体。

近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法国的暴发和蔓延，她逃离巴黎，在乡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马克龙宣布法国全境居家隔离之后，蕾拉·斯利马尼开始为法国《世界报》（Le Monde）撰写封城日记专栏（Journal du confinement），目前已经连载了六篇。

然而，她在乡下撰写的封城日记，却给自己惹上了笔墨官司，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感。据法新社和英国《卫报》报道，由于在幽美舒适的乡居生活中撰写疫情封锁下的思考，引发了法国社会大众对资产阶级作家特权的指控，同时也引发了作家同行们对法国作家精英主义的嘲讽， 尤其是那些没有第二居所可供逃离的巴黎人，在社交媒体上对她进行了尖锐的嘲讽。

甚至，小说家戴安娜·杜克雷（Diane Ducret）认为她在舒适的特权环境中谈论阶级的不平等，犹如法国历史上被送上断头台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在凡尔赛宫后宫苑内扮演农民一样。在法国著名杂志《玛丽安》（Marianne magazine）上，戴安娜·杜克雷撰文认为，她在乡间木屋的隔离生活，就像是格林兄弟所梦到的平行宇宙：“最起码，我们的经历完全不同。如果对蕾拉·斯利马尼来说，囚禁就像一个童话故事；那么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部流浪汉小说。我就是那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流浪汉。”

杜克雷认为，蕾拉·斯利马尼是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在我看来，我们的知识精英有时太不接地气了，仿佛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深入所有领域，只有特定的社会阶层才有特权表达时间的味道。”蕾拉·斯利马尼对于不平等话题如此写道：“我们并不平等，未来的日子将以一定的残酷性加深这些不平等……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对此，戴安娜·杜雷克回应说：“当宝贵的自由受到威胁时，平等不过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温柔之歌》，作者：[法] 蕾拉·斯利玛尼，译者:  袁筱一，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8月在看到蕾拉·斯利马尼谈论自己的乡居隔离生活就像是睡美人一样的生活后，法国记者尼古拉斯·奎内尔（Nicolas Quenel）讽刺说，建议所有贫困家庭都去阅读她在《世界报》撰写的“丛林禁闭日记”，这样就可以“缓解15平方米的紧张生活”。因为，巴黎公寓的面积绝大部分都非常小，有近四分之一的人住在3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里。在巴黎封城之后，很多老人小孩甚至一家三口都只能挤在三十平方米以下的公寓内进行居家隔离。

在法国《大脑》杂志（Brain Magazine）网站上，编辑菲利克斯·雷麦特瑞尔（Félix Lema?tre）更是逐字逐句地对蕾拉·斯利马尼进行了质疑与嘲讽。在封城日记的开篇，蕾拉写道：“今夜，我辗转难眠。顺着卧室的窗户看去，黎明的曙光从山坡升起。草上结着薄薄的霜，看上去冷冰冰的，椴木枝上隐隐冒了几个嫩芽。”对此，菲利克斯批注式地写道，矛头指向的是蕾拉所具有的“阶级特权”：“对于你来说，它也许只是一道风景；但对于别人来说，它就是超级暴力的拳头击打腹部。沉思地平线是一种阶级特权。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只是你的照片有一点淫秽色情的味道，对于那些在未来几周内只能看到内院或街对面建筑的人来说，你的照片有一点色情的味道。当你的思绪在绿色的草地上徘徊时，有些人只能在15平方米内焦虑不堪。”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的笔墨官司也蔓延到了另一位法国著名小说家身上。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也是法国文坛的明星人物，近期也在法国重要媒体《观点》（Le Point）上撰文谈论自己的逃离生活。她将巴黎牌照的汽车扔在车库，开着一辆老爷车出城去了海边喂鹿。她向外地逃离的行为和她逃离之后的舒适生活，同样引发了法国大众对于防疫隔离时期精英特权的讨伐。

在法国宣布封城时，约莫五分之一的巴黎人逃亡到各地或海边。在全境居家隔离之后，巴黎以外的法国地区更是掀起了一股针对巴黎人的怨恨浪潮，生怕他们会在逃离过程中带来病毒的传染。除去病毒传播的嫌疑之外，外地人也害怕巴黎人的逃离会给当地带来生活用品方面的抢夺，以及抢占外地本来就比巴黎更为匮乏的医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