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这个国家的警告：恢复正常生活仍是“幻想”

韩国在疫情应对上较为成功，但也一直无法彻底阻断病毒。它的做法及面临的挑战可以为其他尝试解封的国家提供经验教训。

八岁的李智浩（Lee Ji-ho，化名）被匆忙打发出门，去参加每周一天的课堂学习。此时，他的母亲已经在网上填好了一份表格，详细记录了他的体温、是否有咳嗽或其他呼吸道症状，以及最近是否有家庭成员从海外回国或正在进行隔离。

为了避免新一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爆发，韩国卫生官员在这个拥有5200万人口的国家推行了一系列内容不断增加的指导方针、规定和条例，年幼的李智浩及其父母所要遵守的严格规定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自韩国的新冠肺炎感染率达到峰值以来，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和卫生专家都对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领导的政府表示赞扬，认为其在迅速开展大规模病毒检测和积极追踪接触者以应对一度是中国境外最严重的新冠疫情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然而，韩国在控制新增病例方面仍然存在困难，这表明，各国政府在试图让社会重新开放时，需要持续保持警惕，并愿意去转变策略。许多人可能会发现，社会重新开放与实施封锁本身一样困难。

韩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略多于1.2万人，死亡人数不到280人，与此同时该国还避免了采取全国性封锁。然而，尽管韩国在减少新冠病毒传播方面相对成功，但近几个月该国不断发生新的感染事件，地点包括教会、呼叫中心、夜店、会议场所、物流中心，甚至是尊巴舞蹈工作室。

“新冠肺炎在不断攻击社会弱势阶层和脆弱场所。”首尔市长朴元淳(Park Won-soon)表示，“我们必须摆脱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回到那个我们所习惯的过去。”

在韩国官员发出这一严厉警告之际，从西班牙到美国再到英国，各国政府在度过最初的公共卫生危机后，正在寻求一条解除封锁的道路。这段封锁期已造成严重影响，引发大规模失业，并导致全球经济大面积走向深度衰退。

这种恢复贸易和商业活动的努力会不可避免地使得人际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一些专家担心，卫生系统仍然会很容易在这种疾病面前不堪重负，尤其是在伦敦和纽约等人口稠密的大都市。

中国采取了最严厉的防疫措施，但目前它正面临着数月来最严重的感染病例激增。上周一（6月15日），北京有一半的区报告了新增本土感染病例，这是风险会持续存在的最新证明。

香港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流行病学教授高本恩(Ben Cowling)表示，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政府需要保持灵活”。

“随着（感染）人数再次上升，我们知道，就重新实施保持社交距离规定来说，及早行动是特别有效的，但（政府）在放松限制措施后不会愿意这么快采取行动。”他表示，“之后，当感染人数变得更多时，我们将陷入需要采取更严措施的循环。”

学会适应

韩国一直在努力避免陷入这种循环。官方数据显示，今年5月底，韩国的单日新增病例达到两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对于一个月前刚刚庆祝本土确诊病例多日零新增的韩国政府来说是一个打击。

多数感染事件发生在首尔——拥有100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这些聚集性感染令卫生和经济规划者非常惊慌。官员承认他们犯了一些错误，太多人被允许回到人流密集场所，而且太早放开控制。

首尔官员随后转而实施了一系列更严格的控制措施。学生重返全日制实体课堂的时间再次被推迟。从最开始就一直维持营业的夜店和酒吧也已经关闭，进入博物馆、公园、会议室和室内体育设施等公共场所也开始受到限制。

在6月15日之前的两周，韩国的每日新增感染数在25至80之间。首尔计划继续保持抗疫措施，直到该市的每日新增病例降到个位数。在全国范围内也加强了控制措施，现在乘坐公共交通和出租车必须戴口罩。从6月10日开始，进入酒吧、餐厅、夜总会和其他娱乐场所（全国约8万家）必须通过二维码进行登记，这便于官员追踪大规模疫情。

尽管面临着全面重启经济的巨大压力（韩国失业人数的增加速度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但韩国还是收紧了规定。据韩国央行预测，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萎缩0.2%，但更严厉的控制措施突显了韩国对公共卫生的优先考量。

首尔市长朴元淳承认遇到了挫折，他认为首尔的经历向世界表明，只有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并保持愿意调整策略、走回头路和承认错误的谦逊态度，才能实现经济重启。

朴元淳表示：“人们不能永远独自在家里生活……如果我们遵守严格的消毒和隔离规定，检查体温并佩戴口罩，这些（复发的感染事件）不太可能导致大规模疫情爆发。”

在横贯首尔的汉江(Han River)以北的金湖洞(Geumho dong)，“皇家歌厅”(Royal Singing Room)——这里几层楼都是在韩国颇为流行的卡拉OK房，俗称“练歌房”(noraebang)——的工作人员在没有顾客的间隙时间，为每个房间消毒，包括麦克风。

在附近的地下室电脑游戏厅Vogue2，顾客在入口处被测量体温，而且被要求戴口罩。在同一个社区的Matdakko——一家供应韩国常见食品炸鸡和生啤酒的简餐饭馆，员工们定期对每张桌子、每把椅子和每个门把手进行消毒处理。尽管夏季天气闷热，但门还是开着，以增加空气流通。

精神生活也要调整。在一个有半数以上的人信奉宗教的国家，宗教场所成了一个关键威胁，把往往上了年纪的会众暴露在容易染病的环境中。在首尔附近的港口城市仁川，有一个位于安静居民区内的八福长老教会(Palbok Presbyterian Church)，来这里的礼拜者必须先进行电子登记，然后戴上乳胶手套和外科口罩才能进入教会，进入后要安静地坐在长椅上标出的白点上。礼拜服务已从每天一次减少到每周两次。

韩国保健福祉部发言人孙映莱(Son Young-rae)表示，显然，在病毒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使经济活动得以恢复的“唯一可行选择”是“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控制疫情的努力协调起来”。

“人们的合作是成功控制疫情的关键，”他表示，“公民、企业和机构应该遵守规定，这非常重要。”

应急计划

今年2月下旬，韩国卫生官员被派往该国第四大城市大邱，全力追查可能感染病毒的新天地教会(Shincheonji Church of Jesus)成员。他们花了约两周时间找到并检测了这个准基督教派的9000名信徒——当时以国际标准来看，这一行动令人印象深刻。

5月下旬，韩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Coupang的一个物流中心有多名工作人员确诊，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快速反应”小组的一个调查团队在3天内查找和检测了5000人。

这件事说明，自疫情爆发以来，韩国疾控中心在“追踪和检测”的速度和准确性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这是整个官僚体系一系列更广泛改进的一部分，这种提高使官员们有信心让大多数企业和机构保持开放。

“以新天地的首例病人为例，我们用了五六天才得到她的确切活动轨迹。但现在我们只需一二十分钟就能得到基本数据，”保健福祉部的孙映莱表示，“如果我们需要了解一个病人的40名密切接触者的行踪，我们可以在一天内完成。在一天和在一周内完成，两者有很大差别。这个过程越慢，感染的人就越多。”

相比之下，在英国——封锁措施正在慢慢解除，尽管官方数据显示，自4月下旬以来每周平均新增3.2万感染者——一个类似的人工接触者追踪系统仍有待验证，该系统5月底才推出，承诺上月推出的一款配套应用因技术问题不得不推迟。

在经历2003年“非典”(SARS)、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公共卫生事件之后，韩国颁布了相关法律，允许韩国疾控中心访问人们的手机数据、信用卡记录以及闭路电视监控录像，以便追踪人们的活动轨迹，这使得韩国官员在快速采取行动方面比其他对隐私控制得更严的国家有优势。预防医学医生黄世民(Hwang Se-min)说，凭借经验和更多的资源，快速反应小组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黄世民如今在韩国事实上的行政首都世宗市担任新冠肺炎调查员。

“当一个人检测呈阳性时，便会有两人一组的调查员立即开展接触者追踪。我们会去现场，查看闭路电视录像，调查患者接触了哪些人。我们让接触者进行自我隔离，并对他们进行检测。如果（几天后）有人检测呈阳性，我们就接着追踪其接触者。我们向疾控中心索要他们的信用卡数据，并查看闭路电视录像。我们通常都要这样一个循环进行下来，并努力在一天内完成接触者追踪。”

自今年2月以来，这些团队已经发现并处理了约100起突发或聚集性感染事件，并对100多万人进行了检测。

为了消除后患，首尔市和韩国疾控中心目前正在将所谓的“合并检测”推广至它们认为快速传染风险很高的地方，比如养老院和拥挤的大学宿舍。采用合并检测，一次可以检测来自同一设施的5到10个人。如果发现一例阳性结果，检测就会迅速扩大至每一个人。今年4月，该系统已在大邱的数十家养老院成功应用。

首尔大学(SNU)慢性病流行病学教授赵成日(Cho Sung-il)表示，对于在社会中与人接触最多的群体，合并检测法可以显著地提高检测比例。

韩国官员仍不排除在必要情况下，重新实施较为严格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如居家办公、限制出行以及关闭更多商店。

“我们针对大规模感染的每一阶段都有一项应急计划，”孙映莱说，“如果连续两周每天新增病例数超过50例，而且通过不明传播途径感染的患者比例升至总病例的5%以上，我们就可能重新实施严格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

公共卫生信息

这在其他地方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对保持社交距离感到疲惫已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威胁已经缓解、新冠病毒感染率已趋于稳定或开始下降的国家。卫生专家担心，如果感染人数上升，政界人士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将难以重新实施更严格的控制措施，原因是公众已经如此疲惫，而且家庭和企业已经面临严峻经济压力。

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席卷了美国等国家，这让卫生专家更加担忧，公众对疫情传播风险的意识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意愿可能已经下降。

免疫学专家、首尔国际疫苗研究所(International Vaccine Institute)所长Jerome Kim表示，各国政府需要制定明确的计划和门槛，以备重新实施更严格的措施，包括更有针对性的局部封锁，同时还要想办法保持公众对风险的认知。

“真正的关键是，为什么我们不广为宣传保护人的必要性？”他说。

不过，Jerome Kim博士也警告说，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封锁对“拉平感染率曲线”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应该被用来给公共卫生当局“喘息空间”，以确保他们有充足资源进行追踪、检测和获得防护设备。

“在有些不一定采取了正确做法的国家，确实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无法控制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