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统计，疫情大流行期间，不少国家和地区亿万富豪的财富不跌反升，澳洲富豪财富更增长逾半。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为抗衡经济下行，纷纷推出总额屡创新高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背驰，严重脱离民众购买力。一场由贫富差距触发的社会动荡，恐怕正悄然酝酿。
本年3月全球疫情踏入首波高峰时，澳洲亿万富豪的财富净值录得下跌，但不久便从低谷反弹。而截至12月时，这批亿万富豪的总资产更比去年同期高出52.4％。美国、英国、加拿大和香港的走势虽然“相对落后”，但仍分别录得27%、23.6%、19.3%和15.4%的增幅。
货币政策令富豪受惠
这群亿万富豪在危机中愈战愈勇，绝对需要向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脱帽致敬。自2月下旬各国政府意识到疫症对经济打击百年一遇，纷纷推出规模前所未有的救市计划。一方面政府动用公帑，推出各项失业救济等财政援助；另一方面，全球主要央行亦借着大增货币供应，人为地压下利率，既要防止信贷链断裂，亦要借此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总需求增长，从而稳住或开拓更多就业职位。
国际社会已非首次以漫天灌水来救经济，其副作用绝非只是通胀简单。理论上，当货币供应量增加并超越经济总体需求成长，通胀便会随之而来，而货币政策支持者亦普遍认同经济学泰斗佛利民的观点，即通胀只是“无处不在的货币效应”，只要将之维持在适当水平，通胀蚕食货币购买力的副作用，自然可被经济增长抵消。但现实是，大多新增的流动性不但因实体经济需求不足，而没有导入实体经济，反而更被用来在金融市场追逐五花八门的投资产品，成为资产增值的工具，而金融市场的狂热更不只可见在股票和商品期货，就连比特币近日亦升破历史高位。
金融海啸教训在前
虽然货币政策可被视为“必要之恶”，但其种下的政治风险也不容小覤。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已有不少经济学者指出，社会新增的财富大多都落入能够乘上资产增值快车的顶端阶级，继而催生出“1%vs99%”的贫富不均论，以及一场剑指贫富悬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尽管社运源起于人们不满华府以公帑，打救因过度杠杆而陷入财困的金融企业，但若无社会长年累积的经济、种族、性别、宗教、阶级差异，以及人们对其悲惨生活的愤怨，相信街头怒火亦不会一呼百应。
过去一年多，世界各地示威骚乱此起彼落，都可见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程度有增无减，故要修补两者的关系，政府的功能亦要与时并进。在资产价格飞升的年代，虽然楼价高踞不下只会直接影响民众的居所环境和质素，但日益沉重的住房开支，也会反过来使人们减少教育、医疗、膳食、交通等开支，令生活质素每况愈下。我们现处于物质水平飞跃进步的年代，政府的功能早非只流于确保饥荒不会发生，而是要为民众提供适足的生活条件，其中又以适足住屋环境、可负担的医疗、养老和教育最为重要。纵观历史，群众的极端政治思潮，往往是经济危机共生之物，故解化之道亦只有政府将分配正义和社会权利视作政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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