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日韩更多女性看不开 “这一点”令人绝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夺去众多宝费性命，日本截止2020年11月30日有2,138人病逝，不过更惊人的，选择寻短的人，单是10月已有2,199人，当中女性人数更比2019年急升88.6%，邻国韩国亦出现女性轻生人数增加的问题。

自杀人数急升

日本自杀率在2009年至2019年间下降，但在疫情爆发后趋势逆转。警方初步数据显示，单是2020年10月就有2,199人自杀身亡，其中879位是女性，比2019年同期上升88.6%。相比之下，男性自杀人数较多，有1,320人，升幅23%。

韩国自杀预防中心（Korea Suicide Prevention Center）数据显示，国内2020年上半年有1,924名女性自杀，比2019年上升7.1%，当中在3月和4月国内感染人数急升时，自杀个案数目分别上升17.3%及17.9%。

疫情导致穷困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副教授上田路子指出，2020年女性自杀人数上升原因仍然未明，但经济因素看来有在当中有扮演角色。

曾4度自杀的《我的日常挫败日记》漫画作家小林惠理子现年40多岁，她22岁时入不敷支，首次尝试寻短，所幸捡回一命。她现时已走出阴霾，出书讲述自己精神健康的问题，并有稳定工作。不过疫情下薪金被减的她表示：“我不能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我不断地出现一股‘可能会再次陷入贫穷’的危机感。”

被减薪的已是不幸中之大幸。疫情下大量女性失业。据日本总务省数据，比较2019年与2020年4月至7月每月平均女性工作人数，酒店和餐饮业、与生活时尚和休闲活动有关行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的人数分别减少28万、14万及11万，但在这3个领域中，男性工作人数减少是少于10万。

韩国统计厅指出，国内10月就业人数有2,709万，因疫情按年减少42.1万。据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和统计厅资料，9月就业女性较2019年少28.3万，男性则少10.9万。

忽略女性的社会

女性占失业者的多数，除了因为较多妇女从事上述较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外，亦由于她们较多人在这些行业担任兼职。兼职的工作大都是薪金低、福利少，而且缺乏保障，更容易遭解僱。小林有很多朋友已被解僱。她说，日本一直忽略女性，在这个社会，当有坏事发生时，最弱的人士会最先被捨弃。

日本女性从事这类工作与社会文化有关。她们被预期要担起照顾子女和做家务的责任，这令她们难以发展事业，部分女性为承担社会责任，会“自愿”选择兼职或不太重要的职位，以保留更多时间照顾家庭，并降低收入来获得政府为已婚家庭提供的扣税优惠。

有关优惠只要配偶收入少于一定限额就可申请，约84%私营公司亦有类似津贴。日本女性从事兼职或因生育而暂停工作，令她们平均薪资报酬由20岁后期到60岁都大致保持不变。

韩国女性亦受困于同样状况。有法国媒体2018年11月报道，一位名叫Casey Lee的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时因女性身份受到刁难，有面试官抱怨指女性一旦育有孩子就倾向辞职，亦有面试官长篇大论地批评她这种“不负责任的年轻女性”放弃“为国家未来”生孩子。

韩国法院近年审理的一些案件亦见到有大企业在招聘时故意淘汰女性应征者，包括3间大型银行及国营公司Korea Gas Safety Corporation。

衰退中更脆弱的一群

女性就算获得工作，亦未必能够得到同样待遇。据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2018年国际劳动比较报告，日本女性2016年薪金只有男性73%，韩国女性更只有68.6%。长期较低收入意味着积蓄会相对地少。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6月研究显示，日本女性退休储蓄会在其离世的20年前耗尽，正常人处于这境况都会对生活感到徬徨。

韩国女性开发院（Korean Women’s Development Institute）研究员金永泽（Young Taek Kim，音译）认为，比起男性，女性往往会缺乏金钱和社会资源，两点都是对良好健康而言的必要因素。这导致她们在所有经济衰退产生的问题下更加容易受伤。

无偿工作增压力

贫困容易令人对生活缺乏安全感，不过最终导致女性轻生的可能是其他原因。日本警察厅发现，在2020年8月485宗已知自杀原因的女性自杀案件中，只有29宗直接与贫穷有关，源自于抑郁及其他健康问题的有380宗。

有家庭的女性在疫情期间除了担心收入外，亦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处理无偿工作，例如照顾在家学习的儿女以及预防家人染病。这些都会增加她们的精神压力。

日本大学生Koki Ozora在2020年3月开设24小时精神健康求助热线，平均每天接听逾200个电话，绝大部分来自女性。他说，在4月时收到最常见的求助是母亲为养育儿童感到压力，甚至有些人承认想过杀死子女。

疫情结束困境仍在

《日本时报》2020年12月12日引述杂志《文艺春秋》（Bungei Shunju）的报道指，35岁的单亲母亲Hana Koga原已负债，她在疫情下的收入缩水，并曾企图自杀。Hana Koga很清楚自己的状况——没有未来。新冠危机可能会在不久后结束，但她认为就算疫情结束，恐怕亦对自己帮助不大。

精神科医生Toshiko Kamo在报道中指，“没有未来”可能比任何单一直接原因更好地解释为何女性自杀人数急升。

Toshiko Kamo指出，一场全球疫情导致的恐惧超出一场本地自然灾害所产生的。她说，新冠肺炎不单止是致命，更是无处不在，“这里有什么逃生路线？家庭，也许是，但与外界隔绝的家庭变成某种监狱，播下家庭紧张的种子并将之加剧，这为妇女造成压力，特别是她们作为传统家庭主妇和看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