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德后一个问题始终让我纠结：德国和日本两国为何对历史的反省会如此截然不同？
1985年我随王蒙率队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西柏林，与德国诺奖得主、《铁皮鼓》作者格拉斯二次相会。二十七年后，他发表了批评以色列及德国政府的诗作《非说不可的话》，这首
诗在德国引发了全民范围的大讨论，批评之声响彻云霄。格拉斯在给我的回信中表示：“对我的作品，多家刊物以恶劣的方式作出回应，他们对我诗作的内容置若罔闻，将我本身当作他们的攻击目标。我虽事先有所心理准备，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我的侮辱，其程度之强烈，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们蓄意损人的诋毁，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有一种观点：“历史的责任不能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整个民族都有责任。”我赞同这种说法。加入名为 Unitas 的社团后，我向德国友人提问：“你们对那段历史作何感想？是否感到自己也负有责任？”回答是：“我们从不认同纳粹政权，它跟我们不能同日而语。”他们表示纳粹迫害的不只是犹太人，还有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只要不符合法西斯思想理念，就无一例外会遭到迫害。他们这个历史传统悠久的知识团体在30年代被严厉取缔就是一例。
“我们虽是同一民族，但政见判若云泥。反法西斯组织白玫瑰绍尔兄妹和谋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冯·施陶芬柏格只是成百上千人物事例中的一二，他们代表着日耳曼民族的正直与良知。”
一位年长会员说，1950年代初他去美国，总是被人问：“你也是纳粹吗？” 他说：“好像我们是个德国人就是纳粹！” 我问他们如何作答，他们说：“我会尽力解释，万一解释不通，这历史的包袱只能承担下来，谁让我们是德国人！然而我们的民族共识是，对那场人类劫难承认得越彻底，我们的包袱就越轻。新纳粹主义只会让我们再次承担起历史的重负。”
德日两个民族对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截然不同的态度，或许源自国情不同。
“二战”时的日本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几乎没有出现过对本国公民的大规模迫害与屠杀，在日本民族的心目中，对外侵略是一场民族战争，赢则俱荣，败则俱毁。一旦国家认罪，则意谓着每个人认罪。因此战后几十年来历届政府都死不道歉，甚至试图歪曲历史。
而德国是撕裂的。1980年代，分裂的东、西德国都不遗余力地标榜自己如何对纳粹的清算，都把历史的罪过推到柏林墙的另一边。说来也巧，两个集中营，一边一个。
另外，地处欧洲中心的德国，战后四周强国林立，若想摆脱历史，脱颖而出，唯独了结过去，从零开始。而在当年的亚洲，日本一家独大，这种压力对日本微乎其微。
日本现行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德国是行不通的，德国民族与纳粹历史的决裂已被写进法律。任何一个德国政要想留守政坛，务必与历史划清界限，无条件地同情、支持、帮助犹太人，而这正是格拉斯被指责的焦点所在。
同时，欧洲敏感的地缘关系也迫使德国走这一步，英、法两个战胜国无时无刻不死死盯着，一再翻旧账，容不得丁点的风吹草动。执政党对历史的态度，更是在野党攻击的法宝。这种精神压力，日本人是感受不到的。
这两个民族都身负历史罪孽，但国情相悖，也导致了一国彻底反省，甚至唯恐不及；另一国则麻木不仁，至今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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