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积大量疫苗却不用 日本疫苗接种为何异常缓慢

亲偏中共媒体《多维》报道：目前，各发达国家的疫情虽然仍旧相对严重，但同时也正快速推动疫苗接种，即便是法国、德国乃至加拿大等经历了初期疫苗供应不足的情况，也正迅速迎头赶上，虽有变种病毒的威胁，但相信整体亦会有所好转。但令人诧异的是，老牌医疗强国日本却进度远远落后。

截至5月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只有2.4%日本人接种了一剂或以上疫苗，不仅在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OECD）37个成员国中垫底，甚至也明显不及印尼、哥伦比亚等不生产疫苗且订购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

对于两个半月后要举行奥运会的日本来说，这不仅有损大国形象，更可能带来严重健康风险。那么，日本疫苗接种项目究竟出了什么错？

目前，日本正面临第四波疫情反弹，以至政府不得不多次押后奥运会观众模式的决定，寄希望于尽快压下新一波疫情，从而避免采取“无观众模式”。不过，在民众普遍抗疫疲劳、紧急事态宣传效果越发减弱之时，遏制疫情便只剩下疫苗接种一条路了。

但尴尬的是，日本疫苗项目进度极为缓慢，从2月17日给医疗人员启动接种、4月12日给65岁以上长者启动接种以来，现在仅施打了420万剂，其中绝大部分是医疗人员接种，3600万长者中只有24万人打上第一针。以该国过去一周平均每天施打10.8万剂疫苗的速度计算，别说今年奥运会开幕之前了，长者群体要2023年春天才能完成两剂保护。

当然，由于政府已要求国防部在本月24日之前，于东京和大坂设立大型接种中心，届时接种速度无疑将迎来质的飞跃，但能否达到首相菅义伟5月8日所承诺的“一天一百万剂、长者7月中旬前全数接种”的目标，现在还很难说。

赔偿后无法免责的法律枷锁

那么，日本疫苗接种究竟为何如此之慢？这并不是因为疫苗供应不足，该国从2月起就收到了2,800万剂辉瑞疫苗（与复必泰同款），但现在才用了其中七分之一。归根结底，还是要追溯到该国疫苗事故的索赔机制。

一般来说，由于接种者身体状况各异，疫苗接种不可避免具有一定风险，无法归咎于医护人员、药厂或政府。因此美国等多采用“无过失赔偿制度”（no-fault compensation），即政府成立补偿基金，若接种者不幸出现经认可之重大副作用，则由基金拨款予以救济，受害人一旦诉诸该制度就不可再起诉政府及药厂。这既能补偿受害者家庭，又能减少政府和药厂诉讼缠身的情况。

不过在日本，疫苗受害者可以在领取政府赔偿的同时，依然走法律程序以《国家赔偿法》向政府索赔，并以民法或1995年通过的《制造物责任法》向药厂索赔。这就导致日本政府和药厂背负更沉重的诉讼风险，在疫苗接种方面自然也是更加慎重。

日本原本从1948年起采取强制疫苗制度，新生儿统一在大型疫苗中心接种，但由于70年代至80年代出现多起天花疫苗和百日咳疫苗事故，1989年引进的麻疹、腮腺炎、德国风疹（MMR）疫苗更是出现重大副作用，180万接种的新生儿有1,754人染上无菌性脑膜炎，引起社会极大恐慌，各地涌现了大量针对政府的集体诉讼。

在此背景下，东京高等法院1992年裁定疫苗事故受害者可通过《国家赔偿法》向政府索赔，并直指厚生劳动省疏忽职守，未清楚告知民众疫苗副作用而一味要求强制接种。该判决确立了日本政府在救济受害者后无法免责的先例。

当局此后陆续因各种集体诉讼付出天价和解金，其中最昂贵的莫过于乙型肝炎案，因幼儿集体接种时医院未换针头（政府直至1988年才立法禁止重复使用针头），导致逾40万人交叉感染，法院指政府负有责任，最终和解金高达3.2万亿日元。

这种机制一方面对民众更为负责，另一方面却事与愿违，成了一道令日本疫苗产业寸步难行的法律枷锁。

15年“疫苗空白期”的衰落

首先是政府为避规诉讼责任，在1994年修订《免疫法》，将疫苗从强制转为义务接种，这就大大降低了政府输掉官司的风险。不过，这也导致麻疹、甲肝、乙肝这些在多数发达国家已经灭绝的流行病，依旧时不时在日本爆发。

更糟糕的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日本政府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对引进外国新疫苗感到兴趣缺缺，其为安全起见设置了极其繁杂的审批程序，且倾向于安全系数高的老牌疫苗，而非更有效的新技术疫苗。该国在1993年至2007年间甚至出现长达15年的“疫苗空白期”，期间只引入了两种新疫苗。

日本对疫苗的消极态度也抑制了国内产业发展，不仅义务接种导致疫苗需求量下降（新生儿数量降低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且国家采购常规疫苗倾向于供应商单一化，以降低相关制造不规范风险，最后结果就是整个产业逐渐失去活力。

而就算日本近年希望突破这种保守心态，终于开始加快引进HPV疫苗（防宫颈癌）、Hib（防流感嗜血杆菌）等疫苗，但依然谨慎异常。

例如劳动厚生省2013年4月起将HPV疫苗纳入“官方推荐”的免费项目，并组织12至16岁女学生接种，但因次月Youtube上有影片渲染HPV疫苗各种副作用，政府就马上就撤销了“推荐”，导致女学生接种率从高峰时期的70%下降至如今的不到1%。尽管科学家不断警告这将导致未来逾万名女性因宫颈癌死去，但正面临集体诉讼的政府，至今仍瞻前顾后不敢“推荐”该疫苗。

疫苗推进处处谨小慎微

至此，我们就能理解日本政府为何疫苗推进得如此缓慢。首先，由于疫苗厂在法律风险和政府消极对待的双重打击下逐渐衰落，这就决定了该国在此次的疫苗竞赛中只是一个观众，必须依赖国外引进。

但正如以上所说，为尽可能降低政府面临的诉讼风险，日本的疫苗引进程序十分繁琐，包括规定外国疫苗必须在本国进行临床实验。尽管大多数国家在新冠疫情前豁免这一程序，但日本坚持西方药企并未在亚洲进行临床试验，因此无法确定疫苗对于亚洲人的效用和安全性，于是辉瑞、Moderna等药厂还是老老实实在日本本土进行了小型临床试验——尽管许多科学家认为这种规模不过一两百人的试验根本缺乏意义。

在如此复杂的程序下，疫苗获批速度怎么可能快得起来？其中辉瑞公司在去年10月起募集160名日本人实验、今年1月收集完相关数据后，在2月14日才获得日本当局放行，这便导致日本疫苗接种项目起始时间落后英美两三个月。Moderna也面临审批迟迟不下来的困境，尽管该公司第一批疫苗已在4月30日飞抵日本，但当局最早在5月20日才会批准使用，这就意味Moderna疫苗要在日本仓库里平白等上20天。

另外，谨小慎微的日本政府批准疫苗后也没有火力全开，而是仍谨慎观测疫苗风险几何，例如在2月17日到2月28日，当局仅给4万名医护人员进行接种，评估了具体情况后，从3月起才提升了接种速度。这样一想，在4月12日开放长者接种后，至今仅有24万名长者打针，也可能是政府特意放慢了进度，观察这个高危群体的接种反应。

当然，日本接种速度的缓慢，同时也因为1994年修改的《免疫法》使疫苗接种由强制转换义务后，地方大型疫苗接种中心逐渐消失，转向由家庭医生接种。这种分散的模式在疫情当前显得尤为低效，还需等到国防部帮忙建成疫苗接种中心才有所逆转。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背负的沉重疫苗诉讼风险，促使了该国疫苗产业的衰落、多种本可预防的传染病依然存在、审批疫苗过程繁琐复杂，以及大型接种中心模式瓦解后的低效，这都严重拖累日本疫苗接种速度，使绝大多数日本国民持续暴露在疫情风险之中，甚至关系到奥运会能否有观众入场。而这，都是东京高等法院1992年做出那一标志性判决所没有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