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谈《鼠疫》与作者加缪：在荒诞中寻找人性

　　1960年1月4号，著名作家、思想者阿尔贝·加缪在一场不可思议的车祸中，以一种极度惨烈和荒诞的方式突然离开了人世，年仅47岁。但他短暂的一生中，不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更留下了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一系列文学经典。对政治和道德的思考贯穿其作品始终，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今法国甚至全世界思想界，似乎已经没有加缪或和加缪同时代的萨特那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了，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媒体泛滥，高科技发展迅速，令人眼花缭乱，全球各地民众抗争不断，环境危机日益逼近，人类非常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指引，或一种后现代语境中“重新”启蒙的力量。但似乎没有人能担负起这个责任。这让我们重新想起加缪，1957年，瑞典皇家学院将当年的诺奖颁发给加缪的理由正是：“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

　　加缪于1913年出生在法国前殖民地，从小生活于阿尔及尔的贫民窟，家徒四壁，父亲早逝，由替人做家务的母亲含辛茹苦养大。但是，贫穷并不是加缪对童年最深的记忆，在他对童年的回忆中最常提到的是阳光，是阳关下宽阔的大海，是海边温暖的石块。而在他的作品中贯穿着“荒诞、选择、反抗、幸福”这个逻辑或线索，一定与这段生活经历有直接的关联。

　　今年是加缪去世60周年；今天的节目中，请到了曾在巴黎索邦大学做过长期加缪研究的张博博士，来聊聊这位作家,及其现实意义。尤其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今天，《鼠疫》一书的作者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

　　张博：今年是加缪去世60周年,每到一个类似的整数年份总会掀起了一股加缪热潮，来纪念或怀念这位伟大的作家。

　　加缪于1913年出生在当时还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海外省的阿尔及利亚。出生不到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父亲参战，但很快就在马恩河战场上负伤，不久便在布列塔尼后方医院里去世了。加缪从小就是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的母亲是个“半文盲”，用加缪自己说她话很少，或许有些语言障碍。整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母亲靠给别人洗衣服来维持家用。他在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里曾描述说，家里没有一本书，因为他家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有非常具体实际的用途。

　　他就是从这样一个一本书都没有的环境里走出来，最终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相比他同时代、同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同样幼年丧父，养育萨特的外祖父母却是标准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家庭，至于更早些的纪德出身更为富裕。可以说，加缪这样出身于“底层”的作家在二十世纪法国文豪中屈指可数。但这个底层生活的经历也并没有对他造成限制，加缪自己说，贫穷的生活并没有带给他他精神上贫瘠，而是让他发现了阿尔及利亚地中海世界的丰饶，就像他在自传体小说遗作《第一个人》中所写的，“海水柔和，温润，湿漉漉的头顶上阳光轻柔，荣光使欢乐遍布年轻的身体，欢乐令他们尖叫不已。他们统治着生命与海洋，对于世界所能给予他们的最奢华的一切，他们接受并无限挥霍，仿佛那些对自身无可替代的财富确信无疑的领主。”

　　所以加缪可以说是一位很有灵性的作家，他会在最质朴，最基本的事物中发现具有高贵价值的事物，这一点在他后来的作品里有非常丰富的体现。

　　法广：加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局外人》和《鼠疫》背景都是设在阿尔及利亚，而加缪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地中海的阳光和大海。可以说在阿尔及利亚的生活经历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张博：当然，加缪在阿尔及利亚二十多年的生活对他人生观的形成至关重要，比如他从小在几位老师的帮助下完成学业，比如成年后一场几乎致命的肺结核，比如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比如他作为记者对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族群悲惨生活的系列报道，比如他加入又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比如他第一次组织剧团、第一次出书，所有这些都发生在阿尔及利亚。

　　不过涉及到虚构性文学的创作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关于《局外人》的成书，加缪在他1940年5月的一条笔记里写道：“小说完成了。”所以可以确定，这部小说创作于1937至1940年。所以首先要确定的是这是一本基本于二战前写完的作品。从这个时间段看，虽然1940年加缪已经来到巴黎，但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而且在奥兰工作过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局外人》的背景设置在奥兰当然融入了他的生活经验，甚至在默尔索这个人物身上，也有加缪本人非常多复杂的生命体验，他在1940年3月的一条笔记中就反复提及自己在人群中感到“陌生”，感到自己距离生活何其遥远，他用的正是“étranger”这个词，只不过是用的形容词性。

　　但是，正如我在去年读客经典文库的新版《局外人》导读中所分析的：虽然这个故事确实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但加缪设计的却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场景，他试图淡化具体的时空。简单地说，《局外人》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有那么多读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置换其中。默尔索每天像个机器一样上班，不断重复的生活，不论是1940年法国海外省阿尔及利亚的奥兰，还是今天的中国上海，应该说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局外人》设计的情境就是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就是为了突出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必须经历的平淡乃至平庸，所以当《局外人》出版后，加缪在和法国当时的一些评论家进行争辩和争论的时候，就说过：这本小说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象征的。这是一种对每个人所经历生活的象征，是一种具有极大普世性的隐喻。在中国有不少学者或评论者喜欢把《局外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颠沛流离联系在一起，这既不符合小说的创作背景，也与其立意完全不符。

　　当然，在这些平淡到平庸的、近乎于匿名化或者无名化的故事场景背后，他确实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在阿尔及利亚，我想这是因为奥兰是他所熟悉的生活空间，同时他需要一些阳光大海的元素去推进情节，放在巴黎显然很不合适。正如他的《鼠疫》，完全是在巴黎被纳粹统治的时代写的，但是故事也同样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这里面终归是有一些乡情。

　　如果要强调阿尔及利亚对加缪的影响，我们可以去看加缪写那些非虚构的、直抒胸臆的散文，比如《婚礼》和《夏天》，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到他对故土，对阿尔及利亚的阳光大海有非常深的眷恋与挚爱。他在这里找到了“身体与瞬间的双重相”，找到了“大地和自我的联系”，找到了“古老和新的曙光”，这几点也是进入加缪思想的关键钥匙。但对于他的《局外人》，我个人的理解是，阿尔及利亚的背景并不是最重要的。虽然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把《局外人》痛斥为一个殖民主义文本，但这完全是在暴露萨义德本人极度自卑的受迫害妄想。相比来说在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中，阿尔及利亚则是真正的核心话题。

　　法广：《局外人》中主角默尔索枪击阿拉伯人时，作者特别强调了炎热的阳光，刺眼的海水让他瞬间失去理智，这些都是阿尔及利亚或地中海特有的，所以这些元素还是非常突出的？

　　张博：是的，小说在第一部分结束时的那段杀人场面，写到阳光把默尔索搞得头晕目眩，类似“阳光杀人”。也许我们确实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要知道，加缪往往喜欢一些二元对照，比如，他的第一本书叫《反与正》，他也经常写阳光与阴影。他自己也说，纯粹的、没有阴影的阳光是有危险、有危害的。从这个角度看，默尔索拔枪射击阿拉伯人的时候，就是在正午，在没有阴影的阳光下，过于炙热，对于默尔索的精神和性情都造成了危害，这是一种可行的理解角度。但是，如果我们放眼全局，那么《局外人》剧情可以说涉及三次关键性的死亡，甚至整部小说就是由这三次死亡串联起来的：母亲的死，阿拉伯人的死以及默尔索自己的死。从这个角度看，又不能单独从阳光杀人的角度去理解这次枪杀了。这也可以说是《局外人》丰富维度的展现。

　　法广：刚才你提到了加缪最广为人知的小说之一《局外人》，其中作家描述的主角默尔索的生活即无聊又荒诞，实际上也是当代所有人的生活写照，但实际上贯穿整本书的线索是因为荒诞而选择反抗，最后走出荒诞而得到幸福的过程，这一点对加缪很重要吗？

　　张博：很重要，加缪高度强调一点，即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活中有荒诞的一面，但也要认识到生活中并不只有荒诞。荒诞是一个起点，之后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接下来应该怎样生活，这才是理解加缪最重要的切入点。

　　1938年，加缪仅仅25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写出《局外人》，也许正在构思中，他当时在阿尔及利亚的报社做记者，主持一个读书专栏。那一年，萨特的《恶心》出版了，虽然和法国距离很远，但加缪第一时间就关注到了这本书，并且在自己主持的文学专栏上写了一篇关于《恶心》的书评。他当然表达了对这本书的赞赏，在文章最后，加缪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不一直走到底？”。也就是说，加缪质疑萨特从荒诞出发，最后却又回到荒诞，而没有展开新的行动。所以，他就说：“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感，不可能是终点，而恰恰只是开始 。”

　　所以这就是理解加缪的一条线索，从荒诞开始，但并不以荒诞结束。

　　了解荒诞的下一步是我要反抗，并在反抗中，找到真正值得经历的生活，或者说一种有分量的、经得起考验的幸福。他所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认识荒诞的存在，不刻意避讳。荒诞的存在不能阻碍我们去寻找幸福。

　　也就是说，加缪让我们一方面要绝不回避地直面荒诞，然后站在荒诞的世界里，跟荒诞进行一番正面的搏斗以后，塑造人生的价值。在默尔索身上，这一点并不明显，《西西弗斯神话》的结尾更为突出。他写道：“（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努力足以震撼心灵，应该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在这里，西西弗斯的石头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荒诞的象征或隐喻，而在不断推动这块石头时，西西弗斯并没有离开这座山，或者躲到山洞里，他一直在推石头，也就是在和生活的荒诞进行正面强攻，但加缪并没有问结果如何，最后能把石头推到哪里呢？他只是说：“离开山顶并渐渐深入诸神洞府的每个瞬间，他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动的巨石更加强大。”

　　这也是他的逻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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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说能像佛教那样超脱出去，或者像基督教那样设计一个彼岸，而是非常入世地呆着这个世界里，要经历荒诞、无聊、疼痛和死亡等等的折磨，要与之进行搏斗，最后的结果也未必是以我的胜利而结束，结果在于搏斗本身。

　　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给加缪的悼词中写道：“当那扇门在他的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位艺术家希望做到的事，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

　　对加缪来说，重要的是投入到生活中去，然后去直面世界的荒诞，并进行一番决斗，对加缪来说，这个决斗的过程本身可以产生意义。

　　法广：加缪去世60年了，但在全球的影响力不减，这和他的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勇于直面现实有直接的关系吗？

　　张博：是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至今也超过一百位了，但并非每一位作家都可以掀起加缪这样的影响力。我觉得不容置疑的一点是，加缪作品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人文精神，而这种精神给予我们这些后代的读者们一种很震撼，因为他思考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着，怎样生活才有意义，究竟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而且他不止写了，也在他自己的人生中身体力行了，这就让他的文字还具备一种人格魅力。加缪的文学不是务虚的文学，不是单纯关注文字的形式美感，而是具备着一种严肃的伦理诉求，当然，他的小说绝对是有形式感的，就像《局外人》中那众所周知的冷漠笔触正是加缪煞费苦心为这部小说量身定做的，读起来让人胆战心惊。那种形式感极大加强了他所要提出问题的力度、深度和密度。形式和内容于是获得了高度统一。这种艺术成就于是又反哺了作品的伦理力度。所以他的作品会对每一个迷茫的青年提出质问，然后要求他们给出回答，这就是所谓“灵魂拷问”。在这个意思上，我觉得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同样伟大的作家。1957年他刚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法国评论家就指出，加缪是青年一代的精神导师。我想正是这个原因。

　　而且，这里所说的青年一代并不仅仅局限于1957年时的青年一代，而应该是时间范围更大的一代代青年人。我们当下的青年一代（包括我自己）也可以从加缪的作品里找到对我们的人生有所启示的一些线索。

　　再举个例子，2003年中国发生了“非典”，最近几周则爆发了“武汉肺炎”疫情，很多人也被强制隔离了。非典期间有一本小说被销售一空，就是加缪的《鼠疫》。最近加缪的《鼠疫》也是中国网络热读的焦点。大家仿佛一下子将现实中的疫病与小说中的内容进行联系。《鼠疫》中描写的主题就是以鼠疫为代表的荒诞力量以及与之搏斗的人性力量，二者进行了一次你死我活的较量。当然，加缪在书中留下了一个尾巴，全书结尾时，一度因鼠疫而封城的奥兰已经重新开放了，海边吹来的风也把疫气给吹走了，城市又恢复了生机，但加缪留下的尾巴是：鼠疫又潜伏了下去，某一天会跟一群老鼠跑到人类的世界中去传播死亡的威胁，但届时，还会有另外一批人奋不顾身去与它对抗。你说这是悲观也可以，但也有一种骨子里的乐观。

　　今天，当下的中国，不论是武汉还是其他地区又开始了一场鼠疫式严重疫情的传播。我觉得加缪的小说中展现出来的这种不屈服的精神，对我们战胜疫情很有必要。云集武汉的那些中国医生，也都是里厄的战友。加缪有一句名言：“生活，恰恰是不顺从”。这种不顺从、不屈服的姿态一定会给我们一种昂扬的精神支撑。

　　虽然加缪最后与萨特分道扬镳，但是我觉得他们对对方的理解之深刻超乎常人想象。加缪去世之后，萨特给他写了一篇悼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好：

　　“加缪那固执的、局限而纯粹的、严厉而肉感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的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充满疼痛的挑战，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抗争，加缪在我们这个现实金钱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的世界里，重新确认了道义的存在价值。”

　　这是萨特对加缪盖棺定论，我也借这段话作为这次访谈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