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罕见“表态”，犯了什么大忌？

“陛下对目前的新冠疫情非常担忧。我的体会是，陛下正在担心在国民中存在不安呼声的形势下，举办（奥运）是否会导致疫情扩大。”

在6月24日日本宫内厅的例行记者会上，宫内厅长官西村泰彦在被问及天皇如何看待奥运会时，发表上述这段内容。

这则消息在随后几十分钟时间内，立刻遍及日本各大媒体的新闻速报中，引发大量舆论讨论。在日本雅虎上，相关新闻的评论迅速破万。在日文推特圈，相关话题也在第一时间登上“热搜”。对于相当多因为疫情心生怨气、并对日本政府的奥运政策不满的日本民众来说，天皇的“忧虑”不仅成为他们又一个重要的情绪宣泄口，似乎还赋予了他们“反对奥运”的某种“合法性”。同时，天皇的“忧虑”与日本政府的“一意孤行”之间，又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进一步点燃舆论的连锁反应。大部分日本新闻媒体及相关学者都认为，这是战后以来皇室极为罕见的“异例”。

24日傍晚，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被追问此事时闪烁其词，只是表示：这只是宫内厅长官转述的话；有可能是宫内厅长官自己的考虑，未必代表天皇的想法。实际上，宫内厅长官西村泰彦在转达“天皇的忧虑”后，也确实曾补充说明：“在每天与陛下的交谈中，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些。但没有直接从陛下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语。”于是，加藤胜信便抓住这一点，试图“装糊涂”敷衍过关。这种方式的“狡猾”之处在于明知天皇在日本现行宪法体系下，无法直接开口评论“国政”，却依旧摆出一副必须听到天皇亲口吐露心声才会当真的架势。

根据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第一条），而“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第三条），“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第四条第一款）。

换言之，根据现行宪法，天皇无权干预国政，甚至无权擅自对“国事”发表意见。对于眼下硬着头皮也要举办奥运会的日本政府来说，东京奥运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国政”。如果天皇本人亲自对此问题发表意见，那就有“违宪”和参与政治的嫌疑，犯了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大忌。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皇室与宫内厅自东京奥运会申办以来，似乎都与之刻意保持距离。2008年，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希望当年还是皇太子的德仁在奥运申办过程中予以协助，但宫内厅以“有政治利用之嫌”推脱拒绝。2013年9月，高圆宫久子王妃受邀在国际奥委会上发表申办演说，据说宫内厅曾表达强烈的反对意见。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现任天皇德仁似乎又对奥运、疫情等问题有着强烈主见。去年，东京奥运宣布延期时，德仁曾发表公开讲话：“祈愿这届奥运会能成为对运动员、奥运相关人员和观众而言，是安全的，并能拓展和平友好之环的一届奥运会。”如今，在奥运开幕倒计时一个月的时间点上，如果天皇只是想发表一番相似的、四平八稳的言论，也可以妥帖交差，但德仁选择了通过宫内厅长官之口间接发言的方式，直接将奥运举办与疫情蔓延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亦可将其理解为天皇对政府的“国政”表达了忧虑。此情此景，不由让人联想到2003年作为皇太子的德仁曾公开批评当时的宫内厅对太子妃雅子未能给予足够尊重，导致雅子一度陷入抑郁症的困境。彼时这段发言，在战后日本皇室历史上是另一次绝无仅有的 “暴言”记录。

从日本主要媒体对该事件的第一反应来看，也可发现大部分日本人、甚至是专业媒体都直接将“宫内厅长官的转述”理解为天皇本人的意见，以至于最初的新闻标题大多是“天皇陛下对奥运会表达忧虑”。尽管实际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这种新闻标题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天皇本人的直接发言。因此，不出多久一众媒体便纷纷撤下原标题，改成诸如“宫内厅长官表示，体察到了天皇对奥运的忧虑”，凸显出“间接发言”的意味。不过，即便是“间接发言”，也是极为大胆的一次“异动”。

24日下午，大概前后半小时内，日本主要媒体新闻标题的变化

根据惯例，作为日本奥委会名誉总裁的天皇理应宣布奥运开幕。1964年东京奥运会、1972年札幌冬奥会，均由昭和天皇宣布开幕。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则由平成天皇宣布开幕。然而，在如今疫情反复、国内对奥运舆论纷争不断的情况下，天皇的立场就显得颇为为难。6月中旬，宫内厅长官西村泰彦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坦承“正在协调作为名誉总裁的具体活动”。可见，内阁与宫内厅的协商并不顺利，且尚未形成共识。

尽管日本国内有宪法学者对此次宫内厅长官的言行表达忧虑，认为有利用“天皇的意见来谋求政治目的之危险性。”但对众多日本民众来说，完全是另一种观感，即“天皇的忧虑”呼应了“民众的忧虑”。正如日本著名作家内田树在日本社交平台揶揄道：奥运举办与否，可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是科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