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爱德华•卢斯评论文章：民主制度的终极吹嘘是，当人们能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时，社会能以最佳状态运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直在检验这个理论。每隔几个月，西方国家就会如谚语所说的“开香槟”那样，欢庆疫情的结束，而这么做的“宿醉”因其可预测性而格外糟糕。西方民主国家很少能够提前两步进行思考，这对它们抗击全球变暖或为下一次疫情做准备的能力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即时满足通常被人与儿童联系起来。上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一位学者设计了著名的棉花糖测试，为那些能够在几分钟内坚持不吃一块棉花糖的孩子提供奖励，给他们两块糖。相比那些迫不及待的、“冲动行事的”孩子，那些能够抵制诱惑的“冷静的”孩子在后来的人生中更为成功。
观察西方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任何人，对此都会感到熟悉。数据和坊间传闻排除了几乎所有怀疑：民主国家是世界上治理最差的社会——除了其他所有国家以外。铁腕人物不是灵丹妙药。由于民主国家拥有学者们所称的“制度合法性”，它们比依赖于“绩效合法性”和恐吓的专制国家更能避免去迎合大众。换句话说，中国领导人应该比美国领导人更害怕愤怒的民众。
民主制度仍然是最不糟糕的选择，但这并不能令人感到安慰。任何制度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两项衡量标准：它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吗？它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吗？从西方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看，它们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令人不安的答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谈论世界在一场大流行面前的脆弱性。人们一再建议要采取低成本措施——例如数据共享系统——并储备必要设备。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迄今为止，这场疫情带来的财政成本是10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这是创建一只应对此类灾难的、中型规模全球基金年度成本的700倍。常言道，1盎司的预防相当于1磅的治疗（1磅等于16盎司——译者注）。在本例中，1盎司的预防本来会相当于43.8磅的治疗。疫情与气候变化的相似之处无需赘述。这还不包括新冠疫情导致的400万人丧生的人类悲剧——基于额外死亡人数（疫情期间超出正常年份水平的死亡人数——译者注）估算，已有大约1000万人丧生。
对西方学习曲线的真正考验是，它是否认识到新冠病毒无国界，并据此采取行动。不存在某个国家可以独享的群体免疫。尽管如此，西方民主国家仍然表现得好像完成国内疫苗接种就是抗疫终点。世界其他地区基本上都被视为西方国家的慈善对象。这是严重错误的想法。
美国拥有数亿支疫苗的供应管道，但该国约9000万人不愿接种疫苗。与其让疫苗过期失效，美国显然应该把它们运到那些用得着疫苗的国家，或者强制要求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进行接种。最好是双管齐下。不幸的是，乔•拜登(Joe Biden)政府因担心激起情绪反弹而不敢做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强制接种疫苗将会激化拜登政府与那些认为疫苗和口罩侵犯其“自由”的人们之间的矛盾。而向国外运送疫苗则会招致有关拜登更关心外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的指责。
西方国家的下一阶段将是向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群提供加强针疫苗。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8月上旬指出的那样，此举将扩大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前者已为每100人注射100针疫苗，而后者的接种率仅达到每100人1.5针。对于西方国家的健康而言，低收入国家的总体免疫力与西方自身的免疫力同样重要。流行病学家警告称，新冠病毒只差几个突变就能击败疫苗。那时我们可能会重回原点。
西方国家的希望在于其科学家能够快速拿出有效疫苗。我们的民主制度也许表现出孩子气的特质，但至少这些孩子是具有天赋的。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就像任何老师都知道的，有天赋的孩子对自己的局限性了解甚少。如果拜登是在认真对待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竞争，那么他应该超越关于共同价值观的空泛谈论。民主国家应该多做少说。西方要懂得分享棉花糖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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