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的前世今生

对美国华盛顿州的弗吉尼亚·梅森方济各会医学中心（Virginia Mason Franciscan Health）来说，2021年10月18日是个重要的日子，所有职员在那天之前都必须接种新冠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工作伙伴和病患。强制接种疫苗有可能会带来争议，尤其是医护人员极度短缺、以及对疫苗的排斥心理仍然高涨的时候。

但最后，该医学中心95%的职员都符合要求，不是接受了疫苗接种，就是有合理的免接种理由，另外有5%的职员，包括那些接种部分疫苗的职员处于停职状态。

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弗吉尼亚·梅森医学中心服务的塔奇巴纳（Charleen Tachibana）表示，这麽高比例的职员都符合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部分原因是“长久以来我们就有接种疫苗的要求，这已经正常化了”。

早在2004年，弗吉尼亚·梅森医学中心据报成为第一个要求所有职员每年都要接种流行性感冒疫苗的医学中心。该中心举办各种类型的活动，包括小组讨论、问答游戏和派对，鼓励对这项新要求进行讨论。最后，多管齐下的策略让新政策的推行非常成功，两年之内，该中心所有职员流行性感冒疫苗的接种率从54%增加到98%。

有了那次的经验，这次新冠疫苗接种要求的推行变得更顺利，其中一个重点是增加疫苗接种的方便性，另外，就是加强接种疫苗的沟通工作，包括举办多场信息说明会和各种语言版本的文字资料。

塔奇巴纳表示，“我们不轻易采取强制性方案，如果有清楚的科学证据表明疫苗是安全且有效的，我们才会采取这种方式。”

弗吉尼亚·梅森医学中心的案例显示，强制性疫苗对保障公共卫生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也有许多人对此怀疑并反对。人们对强制性接种新冠疫苗的态度反映了过去数百年来疫苗推行的历史，因此我们也必须了解过去强制性疫苗的经验。

强制性疫苗先例

17世纪，中国已经发现预防天花的方法。《中国中医药报》文章说，据史书记载，中国古法免疫用的是人痘，将天花患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水调和製成疫苗，裹在棉花里塞入鼻孔，12小时后取出。7天左右发热出痘，即为种痘成功。后来这种种痘法被传入欧洲和美洲，逐渐演变成针刺皮肤，最终在部分地方当局强制预防接种，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将军要求所有军队预防接种。

不过，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天花疫苗是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 或译琴纳）发明的，用的是牛身上的病毒。因为安全性大大提高，因此逐渐开始强制性推广。1806年，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妹妹、卢卡和皮翁比诺公公国（位于现今意大利）的统治者埃莉萨·波拿巴（Elisa Bonaparte）下令所有人接种天花疫苗。

此外，185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通过《强制疫苗法》（Compulsory Vaccination Act），要求所有新生儿接种天花疫苗。

强制性疫苗的推行经常会出现一种典型规律，即随著时间慢慢过去，人们会逐渐习惯某种疫苗的强制性规定，但一旦有新疫苗的出现，人们最初通常会排斥。

“美国从1970年代末起就已经有强制性疫苗的规定，”Gavi疫苗联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的小儿科医生和流行病学家汉普顿（Lee Hampton）表示，意大利也要求儿童必须接种一系列的疫苗，包括乙型肝炎、白喉、百日咳、小儿麻痺病毒、破伤风、乙型流感嗜血杆菌、麻疹、腮腺炎、风疹和水痘。

汉普顿表示，“规定本身没有造成什麽问题，后来有些新的规定出来，人们的态度就变了。”例如要求新增乙型肝炎、炭疽病，当然还有现在的新冠疫苗。

有些强制性规定是在孩子入学前必须接种某些疫苗（例如斯洛文尼亚要求入学前接种乙型肝炎疫苗），或者是捐赠器官之前必须接种某些疫苗，又或者在极端情况下，例如意大利要求获得儿童监护权的人必须接种某些疫苗，上述这些强制性规定不遵守的人可能会被罚款或教育权利受损。

汉普顿表示，在高收入国家强制疫苗的规定较为常见，“集权政府也更有可能推行强制疫苗的规定。”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政府权力越大，越可能会有强制性公共卫生政策。

但是在民主国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推行强制疫苗政策，例如2009年猪流感期间，美国纽约州就强制医护人员接种流感疫苗。

“良知上的反对”

数百年以来，有些人反对疫苗是出于製作疫苗的成分，某些疫苗包含微小的动物製品，例如鲨烯，这是一种鲨鱼肝脏油脂，以前的小儿麻痺疫苗含有猴子肾脏细胞，这些成分引起素食者的反对。

早期的天花疫苗内含有从牛身上水泡取下来的牛痘血清，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反对动物活体解剖和素食潮流下是非常不能接受的，甚至有人害怕种牛痘会长出牛角和牛毛。

反对疫苗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正在写博士论文的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博士生瓦伦廷（Sylvia Valentine）表示，“一些反对者认为人类身体不能被动物成分污染，反对动物活体解剖的人也反对疫苗，很多反对者还反对很多其他事物，包括国家干涉私人生活，反对动物活体解剖的人反对疫苗製作方法，也担忧动物福利。”

疫苗内如果含有猪的成分，例如使用猪的骨胶作为稳定剂，也引起一些穆斯林担心和反对。2018年在印度尼西亚就发生反对麻疹疫苗的风波。最近印度尼西亚的宗教领袖宣布教规容许新冠疫苗，新冠疫苗制造商也表示疫苗不含猪的成分。一些犹太领袖还表示，只要不是口服疫苗，即使含有猪的成分也没关係。

罗马天主教也表示，新冠疫苗“合乎道德”，虽然各种教派和个人之间彼此存有分歧，但没有任何宗教禁止疫苗接种。

事实上，历史上有许多宗教领袖在鼓励和推广疫苗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毕竟保障信徒健康对他们也有好处。

反对疫苗和劳工权益运动也有关係。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一些僱主强制性要求员工接种天花疫苗，在工人阶层引起反弹。

1898年以后，英格兰强制接种疫苗允许“良知上的反对”，但是初期用这个理由拒絶疫苗的案例并不多见。

虽然现在小部分的反对疫苗者发出很大的声音，“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反对疫苗运动力量更大，”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的历史学家杜尔巴赫（Nadja Durbach）表示，“当时反对疫苗论要比现在更加主流化，当时人们欠缺对疫苗科学的认识，加上一般卫生不佳，因此疫苗过程中更容易出现感染。”

但是现在的反疫苗活动和历史上的反疫苗活动也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反对疫苗示威活动上都会焚烧肖像，不同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反疫苗活动通常看上去比较像是狂欢。

强制推行 vs. 劝导推行

1947年，英国结束强制性天花疫苗接种，当时更倾向选择性的疫苗（例如白喉），著重于教育和劝导，但是现在推行新冠疫苗和以前推行天花疫苗情况相同，一旦采取强制性规定，疫苗接种率就会大幅提高。例如法国要求2018年之后出生者必须接种11种可致命疾病的疫苗，疫苗接种人数比前一年就大幅上升。

如果选择谨慎的话，强制性接种疫苗无疑能拯救性命，有研究发现，医院内的医护人员流感疫苗接种率越高，病患死亡率就越低，虽然感染率大致相同。

另一个欧洲的研究也发现，和没有强制性麻疹疫苗的国家相比，强制接种麻疹疫苗的国家，麻疹发病率远远降低了86%。

但是强制接种疫苗容易引起反感，而自愿接种疫苗则有可能让传染机会增加，这两者之间如何掌握考验著卫生当局的决策、也影响著疾病预防的成败。

法国的疫苗接种率比许多国家要低，该国卫生部门试图避免强制接种疫苗引发的反对，而采取另一种更宽广的措施建立人们对卫生当局的信任，这样建立信任的措施换来了更多人愿意接种疫苗，虽然一小部分的人仍然反对疫苗。这个案例凸显了持续沟通、互相了解、强化人们对卫生当局信任的重要性。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强制性规定”的定义，许多所谓的强制接种疫苗政策技术上允许人们在特殊情况下得以免接种疫苗，例如宗教或其他原因，执行方面也可能采取宽鬆政策。

采取肢体强迫或恐吓式的压迫性接种疫苗则不一样，虽然能提高疫苗接种率，但大多数人都同意应该避免采取这种办法。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表示，虽然中国官方不推行压迫性接种疫苗，但是在中国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包括骚扰或侵害隐私等方法来逼迫人们接种疫苗，原因是中央政府通常会要求地方政府达标，例如要求在2021年9月达到90%覆盖率，这种中央政府下达的指标虽然能提高疫苗接种率，但有时候会在地方上造成压迫式的疫苗接种。

就算不存在肢体强迫，某些惩罚也会造成反效果。例如那些很难请假去接种疫苗的人，或那些无法前往疫苗接种站的人，如果不按规定接种疫苗就要对他们罚款，这麽做对提高疫苗接种率其实并没有帮助，而且可能成为接种疫苗的一种障碍。

汉普顿表示，强制接种疫苗这种手段“必须使用谨慎得宜”，尽可能降低执行力度，而且应该是“威胁生命的疾病，会致命的高度传染病，以及疫苗能有效降低传染率的时候，”才需要强制接种疫苗。

他说，“确保我们现有的新冠疫苗非常非常安全，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他对强制接种疫苗能有效保护人们健康安全感到乐观。

“如果能谨慎得宜的采取强制接种疫苗，其好处远远超过坏处，”但这是否能说服反疫苗论者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