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源于实验室"的说法里，哪些证据并不可信？

流传甚广的两种"新冠病毒来源于实验室"说法，哪些证据是不可信的？

“早在（2019年）7月，美国军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曾发生事故，随即被关闭，很快该地区就出现了肺炎病例。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肺炎是什么病，后来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在2020年3月份在议会承认这就是新冠病例。” 

——2022年12月7日，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与当地记者交流，言语之间意味深长，再次将新冠大流行的起源和美国德特里克堡联系在一起。 

    “引发新冠大流行的病毒SARS-CoV-2的出现，极有可能是与研究事故相关的。（the emergence of SARS-CoV-2 that resulted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was most likely the result of a research-related incident.）” 

——2022年10月，一份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伯尔签署名的调查报告指出，新冠病毒是从中国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事故中泄露。

新冠大流行已经三年，各方对病毒来源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尤其是新冠病毒是否“来源于实验室”。

权威科学、医学期刊《自然》、《科学》、《柳叶刀》等发表了病毒学和进化生物学领域科学家迄今的主流观点，新冠病毒从动物自然溢出的可能性远大于实验室泄漏，最有可能的假设是，新冠病毒在位于中国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与人类接触，病毒来源于动物宿主，通过人畜共患病途径传播给人类。

然而，新冠病毒“来源于实验室”的说法从疫情爆发初期开始流传，其中最知名的两种说法是“中国武汉实验室泄露”，和“美国得特里克堡实验室制造”。 在美、中两国高级别政治人物推波助澜下，这两份结论迥异，但叙事风格、论证方法相似的传说，虽未得到主流媒体和科学界背书，却对民众认知影响深刻。

事实上，无论是政客、媒体还是网络传言，都没能为两种“实验室起源说“提供经得起科学验证的证据。

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共同体，还是各国政府和卫生部门，各界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追问和探索并没有结束。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试图通过本篇深度分析文章，梳理、呈现目前两种说法的“证据”和“调查过程”的可疑之处，以及主流科学界目前最具共识的观点，希望在新冠病毒仍肆虐之际，为读者提供解读信息乱象的一份参考。

病毒是美国制造的？与德堡实验室和2019军运会美国运动员有关系吗？

2022年12月，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与记者交流，再次摆出“德特里克堡因事故关闭”和“美国军运会代表队带病毒进武汉”的两个说法。

新冠病毒源于美国“德堡实验室事故”的说法，也已经流传了两年多。2020年3月，当最早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至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时，美国开始批评中国缺乏透明度。在舆论压力之下，中国官方反击声称不能排除新冠病毒从境外传入。赵立坚连发推文，“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赵立坚写道。

之后他贴出了一篇发布在加拿大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 Canada）的文章。该文称新冠病毒的最初来源可能是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美国军事生化实验室，但并未给出任何证据。这可能是最早努力将病毒起源转移到德堡的文章（这篇文章已被删除）。

全球研究是一家加拿大新闻网站，以其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和亲俄阴谋论的编辑政策而闻名。免费的在线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将全球研究列入假新闻网站列表。Media Bias Fact Check对新闻媒体的偏见程度进行评级，将 Global Research 归类为阴谋论、伪科学来源。

该文作者是拉里·罗曼诺夫（Larry Romanoff），他自称是前上海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退休商人，但相关身份无法得到核实，他的官网只提供了一个QQ邮箱。罗曼诺夫在这篇文章中毫无证据地声称，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军细菌实验室可能是病毒的来源。

德特里克堡是一个生物研究实验室，研究与生物防御相关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跟阴谋论联系起来，1980年代，苏联情報机构克格勃就表示这个实验室制造了当时的艾滋病大流行。

他说，“这并不令人意外”，去年该实验室“完全关闭”，原因是“缺乏防止病原体泄露的保障措施”。在疫情初期他还写过其他一些文章发表阴谋论，比如声称新冠病毒在中国和伊朗带来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特别高，因此认为病毒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精准打击这两个人口的。

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该实验室并未关闭，只是暂停了研究。一名发言人称，实验室没有危险物质泄露，实验室于2020年3月全面重新开放。德特里克堡从事埃博拉和兔热病等疾病病原体的研究，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德堡并不拥有任何冠状病毒，也不对这种病毒作研究，美国的两个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位于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和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与德堡相距甚远。

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当时告诉在线新闻网站Axios，认为这种病毒源自美国的军事实验室的说法是“疯狂的”。但接下来，北京的态度从最初不愿完全接受德堡的说法，演变成了一场持续不断暗示病毒与美国军方有关的宣传攻势。据美国《外交政策》统计，自2020年3月至2021年7月，中国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在400多篇文章、视频、推文和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德堡。在官员、学者、中央主流宣传机构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德特里克堡成为中国新冠阴谋论的中心。同时，俄罗斯也开始大力鼓吹德堡说，两国官媒互相引用彼此为信息源。

那么证据呢？北京提出的证据之一是提出新冠病毒与2019年威斯康星州爆发的EVALI（与电子烟有关的肺部疾病）之间的联系，中国外交官们有意或错误地声称疫情“只发生在德特里克堡附近”，而刻意没有提到，威斯康星州距离德堡实验室约800英里，也忽视了从电子烟肺炎患者的肺泡灌洗液里没有检测到新冠病毒。

中文世界流传的另一个欠缺可靠证据的理论则试图将新冠与弗吉尼亚州北部一家老年护理机构中不相关的呼吸道病毒爆发联系起来，这个离德堡近60英里的护理机构确实发生了一系列院内感染，但全程都公开可查，县卫生当局在2019年7月11日宣布，在11天内，263名居民中有54人出现呼吸道症状，2人死亡，这两人都是老年人，有着复杂的医疗问题。卫生部门说，“没有发现特定的病原体”，但注意到鼻病毒的存在，这种病毒会导致普通感冒。

至于多位中国外交官员使用过的“军运会”例子，则是与“德堡事故”相关联的故事。在上述卢沙野与记者的交流中，他表示，2019年中国举办世界军运会，美国队仅获得8枚奖牌，这对于强大的美国运动队来说很不可思议。他进一步指出，运动员糟糕表现与感染病毒有关，并暗示，武汉的病毒或许是美国运动员带进来的。

这种说法更没有事实依据，虽然美国在奥运会等世界体育赛事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但在四年一次的世界军事运动会上，美国代表队的表现一直平平。查阅公开资料便知，过去的五届世界军运会分别于2003年、2007年、2011年、2015年和2019年举行，美国的历届奖牌总数为4，10，6，6，8， 获得8枚金牌的2019年美国军运会代表队，维持了一贯的平均水平。因此，从比赛成绩推测美国运动员“带毒参赛”的说法，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阴谋论。

病毒泄露于中国武汉？ProPublica/《名利场》的文章有哪些硬伤？

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天，“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下简称“武汉病毒所”）”的传说已经开始流传，但并未有切实证据提出。

两年多后，2022年10月底，非营利新闻调查机构ProPublica和《名利场》（VanityFair）合作发布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的新发现，指出新冠疫情源于实验室泄漏，武汉病毒所实验室泄露说似乎又得到了更多背书——毕竟自2007年成立以来， ProPublica揭露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不当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六次普利策奖，以准确翔实的报道在新闻界享有声誉。

文章发表后，ProPublica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评。《洛杉矶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称这篇报道为“翻车事件”，引述了一批能看懂中文的翻译和学者的批评，ProPublica的根据是中国的官方中文文件和官方机构与媒体报道，但有明显的误译和漏译，随即英国《卫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也发表评论和报道批评该篇报道；该文引用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声称，调查报告中包括对几十位专家的采访，但这篇文章并没有体现病毒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观点。

ProPublica/《名利场》的文章称，武汉病毒所的安全环境“比之前所知的要糟糕得多”。这篇文章有两个支柱：其一是翻译和分析武汉病毒所官网上的文件和新闻；其二则是参议院的报告。

翻译这些文件的人叫托伊·里德（Toy Reid），据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曾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处理中国问题。

这篇文章将长期从事政治幕僚工作的里德描述为一名“研究人员”，文章形容“里德相信，他利用自己辛苦积累的专业知识，发现了隐藏在眼皮底下的秘密。”所谓的“秘密”是，武汉病毒所难以维持生物安全标准，并在2019年11月下旬，也就是在新冠病毒可能刚刚在武汉开始悄悄传播时，遇到了一场安全危机。

里德在文章中声称，他已经找到了如何解读中共官员“官样文章”的方法。这篇文章援引他的话说，即使是母语是中文的人“也无法真正理解”这种套话。

但从里德翻译中的错误来看，他对这些“套话”的理解也并不正确。里德的翻译中出现了明显的时态错误，导致他把武汉病毒所曾经遇到的安全问题描述为发生在新冠病毒出现前后，同时显然忽视了在同一份文件中指出相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一句话。

文章这样形容里德的发现：当里德埋头研究党支部的简报时，他被正在展开的画面吸引住了。文件描述了（病毒所）严重缺乏必要的资源，为了取得科学突破，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随着巨大的压力。即使在BSL-4级别的实验室，他们也一再感叹“三无”的问题：无设备和技术标准，无设计和建设团队，无运维[如此等级的实验室]经验。

但实际上文章所引文件分别发表于2019年6月和11月，两段话几乎没有差别，文件强调“三无”的情况出现在病毒所“创建伊始”，称经过多年建设，已经从“三无”实现了“三有”。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阅读官方文件，里德本应得出至少在2019年下半年，武汉病毒所已经自认为达到了安全标准的结论。

里德还使用了另一份病毒所的官方新闻来描述实验室不安全的条件。文章写道：“然后，在2019年秋天，这些报道发生了更黑暗的转变。报道提到了不人道的工作条件和‘安全隐患’。当年11月12日，BSL-4实验室党支部成员的一份报告似乎提到了生物安全漏洞。”

证据是这段对于官方文件的翻译：“一旦你打开了储存的试管，就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些病毒来无影去无踪。虽然[我们]有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需要实验人员非常谨慎地操作，避免操作失误导致危险。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郑店实验室党支部的成员们总是冲在第一线，用实际行动动员和激励其他科研人员。”

中文读者如果对比原文，应该就能看出来翻译出了什么问题：他将“每当这时”理解成了“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原文只是一个常见的政治宣传稿，笼统地说明P4病原体非常危险，“每当”有艰巨任务时党员会以身作则；而译文解读成了实验室危险和失误频发，因此得出了实验室漏洞重重的结论。

里德声称自己读懂了中国报道的“字里行间”。但从這些翻译來看，他对部分字句的理解並不正确。

2022年11月30日，ProPublica发表了一份编辑说明，称面对各界的争议，他们请了三位精通中文的专家重新评估了这篇关于新冠起源的报道中里德的翻译，三位专家认为，里德翻译是“貌似合理的解读”（A plausible way to represent the passage), 其中两位觉得，上述内容应该理解为对实验室日常风险的描述，而另一位的解读则与里德相同。在编辑声明刊出之后，这篇报道也相应的做了调整，着重于强调解读文件的复杂性。

病毒起源中国武汉实验室的第二个流行说法， 来自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这个委员会最初是在2020年由时任总统川普领导的国务院的一个小组支持的。最初该小组认为中国人故意制造了这种病毒作为一种生物武器。后来，有人主张，病毒是在实验室里为提高微生物的传染性而进行的实验中产生的，后来又提出，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进行实地调查时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把病毒带进了研究所。

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伯尔发布的这份新报告称，“已经出现了大量证据，证明新冠大流行是与研究相关的事件的结果”，但它唯一新的线索就是翻译了武汉病毒所的这批文件，基于实验室在2019年升级安全设备和举办安全培训课程，因此进一步提出了假设。该报告几乎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而且遭到了许多科学家的质疑。整个报告只有伯尔一人署名，而非當初期望的两党联合调查并署名。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疫苗和传染病组织的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穆森（Angela Rasmussen）对《纽约时报》说：“这是对纳税人资金和资源的一种令人尴尬的不当利用。”

拉斯穆森与人合著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论文指出，武汉海鲜市场是大流行的发源地。她表示，ProPublica/《名利场》文章似乎将实验室升级将看作是某种危险信号，但她指出，对于任何处理危险病原体的生物科学实验室来说，定期和积极翻新都是“正常”操作。

拉斯穆森注意到，在提到武汉病毒所时，這分报告“没有提供违反或生物安全问题的证据，但有很多证据表明，他们以相当标准的方式运行一个隔离实验室。”

拉斯穆森说，伯尔的助手在2021年年中开始研究时，问过她如何着手展开调查。但她说他们从未跟进。

伯尔的报告称，它参考了对几十位专家的采访。但上述《科学》杂志论文的作者中，有12名合著者在当面采访或电子邮件中对《纽约时报》表示，他们没有收到过参议员该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跟进咨询。

权威科学界“最有可能的假设”：病毒来自于自然界中的动物宿主

随着研究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主流科学观点认为，新冠病毒最后可能通过人畜共患病途径传播给人类，即直接从动物宿主传播。他们的结论是，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因为那里曾出售易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

一个由18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2022年7月26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我们的分析表明，SARS-CoV-2病毒的出现是通过中国的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发生的，并表明华南海鲜市场是新冠大流行的中心。”

《科学》杂志同期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提供了进一步的间接证据，指出华南海鲜市场至少发生了两起人畜共患病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界还在努力探究事实真相，但因为中国政府设置的障碍，溯源研究如今已经困难重重。 中国官员在相关活体动物取样之前就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并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消杀，因此几乎不可能识别出受感染的动物。但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病毒学家W.伊恩·利普金（W. Ian Lipkin）博士对《纽约时报》说，找不到受感染的动物并不能证明任何事情。

还有种观点认为，在新冠大流行刚刚开始时，这种病毒就能够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这证明不可能是野生动物起源。但康奈尔大学病毒学家莱纳·普罗赖特（Raina Plowright）说：“许多病毒不需要适应，直接可以从动物传给人类。”

迄今已发表的各项报告显示，大流行的起源仍未盖棺论定。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病毒学家杰西·布鲁姆（Jesse Bloom）对《科学》杂志说，他主张对武汉病毒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长期研究中国市场非法销售野生动物的牛津大学生态学家克里斯·纽曼（Chris Newman）倾向于自然溢出，他和其他赞成自然起源的人表示，他们只需要再多几块拼图就能完成这个谜题。纽曼怀疑，中国官员和研究人员可能已经掌握了其中一些碎片。他说：“他们应该比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