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经济学科普作者、一课经济学创办人张是之发表的文章。
作者指出，米莱在达沃斯的演讲在国内外刷屏，但在国内的支持率却已经开始下降，工会也在筹备更大规模的罢工抗议活动，米莱的任期才刚开始，四年内能否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还充满变数。
实际上，这并不是阿根廷自由主义路线的第一次尝试。上个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阿根廷分别进行了两次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阿根廷经济不仅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再也没有回到常态化发展的正轨上来。
人们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没有得到改观，还是在改革的大河里来来回回“摸石头”，就是没有成功过河。
阿根廷第一次自由主义改革发生在1970年代中后期，当时庇隆第二次执政，使阿根廷再次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1976年3月14日，右派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庇隆夫人，也就是伊莎贝尔·庇隆政府，实行了长达7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而当时在1973-1976年，紧挨着阿根廷的智利，在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统治下，通过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阿根廷这边本身就是右派军人发动的政变，他们也希望国家走出困境，回到正轨上发展。
他们非常认同皮诺切特在智利的改革，认为必须彻底改革以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模式。
虽然是军政府统治，但他们任命了一位经济学家马丁内斯·德奥斯担任经济部长，负责推动改革。
他跟今天的米莱类似，也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他利用手中的独裁权力，强推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措施，主张通过自由竞争和限制国家的作用，建立一种“生产型经济”。
他初期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控制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字，平衡国际收支，改革汇率政策，实施货币贬值，削减公共开支，冻结工资，以减少公共部门的赤字。
同时争取外资支持，以扩大国内投资。在经济危机得到初步控制后，他开始实行经济开放，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
另外，改革宏观经济结构，中止对工业出口的补贴；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批准建立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阿根廷的这次改革，虽然以智利为榜样，但学习得并不彻底。
德奥斯只进行了金融自由化、对外开放和汇兑自由化等方面的改革，并没有真正实行私有化改革，并未有效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相反，在某些领域还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而且仍然没有走出举债发展的老路，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急剧增长，最终导致陷入债务危机。
1980年阿根廷再次发生经济衰退，1981年经济就濒临崩溃了，比索贬值400%，通货膨胀率达100%。
抵押贷款利率高达100%，大批债务人濒临破产，无法偿还贷款，也导致大量私营企业无法偿还美元债务。国家被迫将这些私人债务国有化，致使公共债务剧增。
1981年，德奥斯下台，新上任的经济部长随即改变了阿根廷的经济政策。
1982年4月英阿马岛战争爆发，阿根廷高估了和美国的亲密关系，英美等国家开始对阿根廷实施经济封锁。
8月拉美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整个拉美地区陷入长达10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至此，阿根廷第一次自由主义改革的尝试彻底失败。
阿根廷虽然从1983年开始摆脱了军政府的统治，但整个八十年代经济越来越差。
1989年5月在一些大城市发生了社会动乱，当时民主选举产生的阿方辛政府被迫提前下台，刚当选的正义党总统梅内姆上台执政。
从通胀率和物价可以看出梅内姆面临的阿根廷局势，1989年7月通货膨胀率高达196%，1989-1990年，消费物价增长了20594%。
梅内姆作为正义党人，是打着庇隆主义的旗帜上台，但是上台后很快就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内外政策也从中左派转向右派。
当时国际上流行新自由主义，梅内姆也全面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开始实施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改革。
从今天看，梅内姆的这些政策和米莱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这三方面着手。
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不禁让人追问，阿根廷再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和逻辑。那就是市场是什么，市场能带来什么？这不是一个宏观问题，而是一个微观问题。
理论上阿根廷的市场经济改革越是成功，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就越是可以惠及更多人。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贫富差距增大的情况，但不应出现经济增长反而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还在增加的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有什么原因阻碍了交易的达成和经济的发展。而这种阻碍背后，往往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只不过，有的侵犯行为比较明显，而有的则隐藏的比较深，不容易看出来。
我们先说隐藏的比较深的。政府层面，阿根廷没了“富贵命”，却得了“富贵病”。曾经的“富贵命”短短几代人就被折腾没了，但“富贵病”却被继承了下来。
二战结束后，阿根廷就建立了与欧洲类似的福利主义制度，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较高，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和补助也比较高。
原有的《劳工法》和《工会法》等，对保护劳工利益作出了严格规定，并赋予工会很大的权力。
很明显，国家层面统一的高福利有别于某个企业自行实施的高福利。
法律强制统一下的过度保护和高福利，不仅会加重企业负担，造成生产成本过高，降低劳动生产率和人们工作的积极性，而且还会让企业失去自我调整的弹性。
一旦企业遭遇到经营困境，很难通过降低福利来度过难关。
实际上，梅内姆执政初期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劳工法》和《工会法》正严重阻碍阿根廷的企业和经济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但是这项改革触及的利益涉及到千家万户，正所谓“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
今天米莱也在削减民众福利，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工会要组织抗议了。
不仅如此，旧病未去新病又来，阿根廷政府还染上了新时代的“富贵病”。
《劳工法》和《工会法》的余毒还没有清除，1993年阿根廷又通过了新的《社会保障法》，建立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新的养老金制度、年金委托管理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障制度等等。
而且，《社会保障法》对企业和个人投保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并非是基于市场自由自愿的可协商条款。
《劳工法》、《工会法》和《社会保障法》，成为压在阿根廷企业上方的“三座大山”。
而究其本质，不过是对企业产权的侵犯，本应是企业和雇主之间协商解决的交易问题，却被法律僵化地固定下来。
大企业或者国企可能还能承受住这些成本，而中小企业就扛不住了。
一项数据可以说明这“三座大山”的威力，当时阿根廷出现了一个现象，在正规部门就业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黑工”却大量存在且不断上升。
所谓“黑工”，就是指没有在劳动部门登记的非正规就业人口，其收入一般比正式工人低一半。
“黑工”属于阿根廷低收入阶层中最低的人群，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也没有法定的带薪假期。
根据官方统计，1999-2001年，“黑工”人数约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30%以上，2002年这个数字升至48%。
我们也正是可以从这里看出，《劳工法》、《工会法》和《社会保障法》这三座大山，是如何压垮阿根廷经济的。
一同压垮的还有阿根廷财政，本来严格财政纪律，保证收支平衡，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本要求之一。
但是阿根廷改革期间，一直没有认真落实这个要求，结果出现了连续10年的高额财政赤字。
赤字额从1991年的16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7亿美元，数量增长了4.3倍，GDP占比也从0.8%上升到3.4%。
赤字的原因之一，是“造血”功能不足的同时还要“输血”。尽管阿根廷已经实施了私有化改革，但经济增长对公共支出的依赖依然很大。
据估算，1990-2000年，阿根廷GDP增长了859.71亿美元，但其中40%，也就是350亿美元是公共支出的增长带来的。
1994年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一开始就处于赤字状态，政府不得不通过财政进行“输血”。
1995年这项开支占财政赤字的73%，直到2000年社保基金赤字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今天更是阿根廷的一大难题。
实际上，社保问题也是当今全世界的一道难题。
财政赤字的同时，货币局制度限制了政府通过发钞稀释债务的能力，所以只能通过借外债来弥补财政亏空。
结果举债发展的模式导致债务负担过重，经济造血能力又跟不上，最终导致阿根廷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债务危机，并陷入周期性恶性循环。
这也是制约阿根廷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因素之一，但根本原因还是隐藏在背后的管制和不切实际的高福利体系，本质上还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阿根廷这“三座大山”所造成的成本和后果，也许并非阿根廷政府本意。
不同时期的领导人也许是为了选票，也许是因为不懂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缺乏保护私有产权的意识。
他们或许是为了阿根廷更好地发展，但他们带来的客观后果，实际上是阻碍了阿根廷的自由交易和经济发展。
阿根廷的经济持续恶化，失业群体的增加，还形成了一个失业者阶层。这些人在工会的组织下，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社会组织，被称为“断路者组织”。
顾名思义，他们习惯通过阻断交通的形式来组织罢工和抗议，经常会引发极端暴力冲突，一言不合就打砸抢。
前面说，阿根廷经济在上行的同时，贫困人口却在增加，而其中中产阶级返贫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
这一现象在经济衰退时更为明显，这是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左转的最大原因之一，也是基什内尔后来在2003年大获全胜的原因之一。
至此，背后的原因不难看清。政府层面，《劳工法》和《工会法》的包袱没有甩掉，还自己背上了一个新的《社会保障法》；民众层面，“断路组织”有组织无纪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让阿根廷陷入混乱。
这两个层面对产权的破坏，一个“杀人于无形”，一个明目张胆地“杀人”，阿根廷民众就这样被摆布着，普通人就想找个工作，都成了一件难事，不得不去打“黑工”。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横向对比，1990年代同时期的中国，我们也处于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也有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等难题，我们也有下岗工人，也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但幸运的是，我们挺过来了。那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更没有什么福利保障可言。
今天回头看，那个年代恰恰是中国经济蓄势待发的时期。
那个时期有的人被迫转型，有的人主动下海，很多人转型成功，既为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也为自己赚足了回报，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纵向对比，阿根廷失去一百多年前的往日辉煌。而阿根廷经济最辉煌的时期，也恰恰是一段自由世界贸易史，没有各种七七八八的福利和管制，很多人甚至连选举权都没有。
阿根廷上个世纪这两次所谓的自由主义改革，相比于其辉煌时期，管制和不切实际的福利有增无减、只多不少。
作者认为阿根廷的这两次改革，都是不彻底的改革，虽然某段时期内有了明显好转和改善。但是根子上的问题没解决，改革不彻底，结果就是等于彻底不改革，进一步退三步重新回到了错误的老路上。
米莱是第一次当总统，但阿根廷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过河”了。
米莱能否让阿根廷经济续写一百多年前的辉煌，能否给世界带来一个“样板”，不在于他是否信奉奥地利学派，关键在于他能否撬动压在阿根廷头上的“三座大山”，能否搬走“断路组织”这块绊脚石，能走真正做到保护私有产权，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
说什么不重要，做什么、怎么做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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