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为何背道而驰？

如果都由一个大得远非一般人所能测度或理解的组织去独揽一切权力和作出大多数重要决定，我们将丝毫不能维护和培育民主。对此，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适合于小国生存的世界，那对我们大家都会更有好处。 ——海耶克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善于斗争和善于统战的中共，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分辨得清清楚楚。 

最近四十年来，中共政权以国家级媒体铺天盖地地批判乃至谩骂的“箭垛”式人物，主要有四位：达赖喇嘛、李登辉、彭定康、蓬佩奥。 

中共宣传机构给达赖喇嘛扣的帽子有：罪犯、叛徒、分裂份子、恶魔。西藏自治区共产党头子泼妇骂街式地攻击说，达赖喇嘛是“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怪物”。对此，达赖喇嘛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笑称：“如果使用此类语言来描写我可以让中国官员高兴的话，他们应该继续下去。我会很高兴提供血液样本，让科学家决定我是人还是禽兽。” 

中共宣传机构形容末代港督彭定康为“千古罪人”。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香港回归祖国已经二十三年了，末代港督彭定康作为贼心不死的老殖民主义者，仍不停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妄加置喙，这种自不量力的倒行逆施可笑又可耻！……公然与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作对，已经并且必将继续遭到世人的唾弃，留下历史的骂名！千古罪人彭定康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彭定康则在演讲中引用东德历史指出，极权政府若果崩溃，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要事情有所改变，需要有勇敢的人站起来，捍卫美好、正确、良善的事。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还在任时，中国中央电视台一连三天在新闻联播中对其点名批评，指他“散播政治病毒，将自己变成人类公敌”、“背负四宗罪，丧失做人底线”、“硬是把在中情局期间撒谎、欺骗的那一套带到美国外交场合，断崖式拉低了美国的声望”。蓬佩奥后来在回忆录中点名中国三百八十次，在演讲中称，对自由世界，中国是比当年纳粹德国更大的威胁。

中共对李登辉的仇恨，跟以上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四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同时点名批判李登辉，七月与八月发动两次“四评李登辉”系列文章，这八篇文章都以《人民日报》与新华社联合评论员的名义发出，是中共最高等级的批判文章。毛时代批判苏俄用了“九评”，如今单单批判李登辉一人就用了“八评”——“八评”之后，还意犹未尽，八月下旬，在李登辉宣布参选翌年首次民选总统时，新华社又发表题为<李登辉其人>的万字长文，“把李登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民共同的历史责任”。

 

李登辉对民主自由理念的信仰，不仅改变了台湾，更启发中国及其他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之路。（美联社）

与之相反，李光耀是极少数被中共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季辛吉亦有此“殊荣”）的外国元首。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已故的李光耀获习近平颁发“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但中共变脸比翻书还快。言犹在耳，二零二三年五月，在香港审计署建议图书馆加强检视馆藏、以维护国家安全后，香港公共图书馆下架若干书籍和纪录片，仅关于“六四”的书籍和纪录片就有四十多项下架，其中包括新加坡出版的、反映李光耀观点的《李光耀看六四后的中国·香港》。连李光耀都上了禁书作者名单，可见在“今上”习近平眼中，新加坡模式早已雨打风吹去。 

李光耀是现实主义者，他对“六四”被屠杀的学生没有太多同情，却也承认那是一场“悲剧”。他发现这是新加坡的机会：当时香港人心惶惶，出现新一波移民潮。他指出，当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中国政府将为所欲为；当涉及权力斗争时，中共根本不会在乎国际声誉——他对中共本质的认知，比绝大多数香港人清醒和深刻。他曾向香港议员代表团建议，他们应该组织起来，集合全港最重要的二十万人与中国谈判，一旦中央过度干预香港，这批菁英就会离开，拖垮香港行政及经济命脉（若这些人真的离开香港，李光耀敞开怀抱欢迎他们到新加坡定居）。李强调，这个“非冲突性”的方法可应付中国，届时中国必须聆听。但香港民主派领袖李柱铭乐观地认为，香港可“民主回归”乃至推动中国民主转型，对此建议不加考虑。

李光耀有时情不自禁地火中取栗，但确实是最早从中国发现商机的外国人之一。从一九七零年代末邓小平刚掌权开始，他就全力推动新中合作，不止于经济层面，更涉及政治层面——更准确地说是行政层面。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无论“三个代表”，还是“和谐社会”，背后都隐然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万年执政模式作为学习的榜样。

一九九零年代初，新加坡与中国达成中国高级官员到新加坡考察访问、短期进修的合作计划。最早招收中国官员的南洋理工大学，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办一周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内容包括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训者已超过一万人。为因应中方不断增长的需求，南大自一九九八年又开办为期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二零零五年更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各省市组织部合作开办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市长班”。后来，国立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也为中国官员开办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课程。二零一零年四月，到访新加坡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致辞说，中国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李光耀对这类培训寄予极高期待，但成果远不如预期——中共官员学到的新加坡威权模式，不可能与中共极权模式无缝接轨。这种培训无非是中共官员“洗学历”的终南捷径。

习近平刚被确立为接班人时，对新加坡模式饶有兴趣。李光耀是习近平“立储”后会面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见面时，李光耀故作谦虚地说：“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们将不再需要我们。”习近平立即表示：“不，我们在未来的很多年都会需要你们。我去过新加坡，我知道你们有什么，我们的人民想从中学习。我们希望向你们学习。我们从你们身上学到的要比从美国学到来的多。”李由此颇感宽慰：“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客套话。因为去美国，制度、环境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看到的东西是西方的处事方式。在这里，他们来看我们是如何吸收西方的方式，并融入亚洲的环境。因此，他们发现我们很有用。”

习近平刚被确立为接班人时，对新加坡模式饶有兴趣。李光耀是习近平“立储”后会面的第一个外国客人。（美联社）

习近平上台第二年的二零一三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了一篇题为<建设服务型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经验与启示>的文章，认为人民行动党“有自觉为国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二零一五年，在中国引人瞩目的微信号“学习（暗指习近平之习）小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李光耀与新加坡模式>的文章，文章指出：“新加坡模式不时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认为是『假民主』、『橱窗民主』……但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它充满著深深的忧患意识，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非常重视民意的习近平，已经尝试对公众的期待做出回应。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寻找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新加坡模式允许更多的自由经济政策，同一党执政并存，这一点很有吸引力。”

然而，实际上，早在胡温末期，新加坡模式在中国的光环就已开始黯淡。习近平更是断然丢开新加坡这个光鲜的榜样，重新捡起“太祖”毛泽东的锈迹斑斑的遗产——新加坡不再是中共党内新星竞相前往的镀金之地，井冈山和延安才是，在“革命老区”兴建起规模庞大的、作为中央党校分校的干部培训机构。对习近平来说，中国未来只有一种模式，即毛泽东模式——他连新加坡帮助培养的技术官僚都不予信任。他要重建铁桶般的极权制度，新加坡的威权制度他已然瞧不上眼。

李光耀与李登辉是同龄人，也都是客家人，他们对两个以华裔族群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与台湾——都拥有类似国父的崇高地位。中共对他们的评价天壤之别，他们的政治遗产确实是南辕北辙。《李非李：李登辉与李光耀》是我继《伪装的改革者：邓小平与蒋经国》之后第二部“比较政治学”专著。若再放宽视界，还可纳入另外几位同为一九二零年代出生的政治人物——美国总统老布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中共党魁江泽民等——进行比较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登辉的道路就是台湾的道路，李光耀的道路就是新加坡的道路。对两人的比较，也是对两国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比较。未来，新加坡与台湾何去何从，尚有颇多未知之数；而未来中国的转型之路，是学新加坡，还是学台湾，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而言，更是影响深远。 

本书第一章“国族与价值认同的转换及调适”，讨论李登辉与李光耀两位客家人，身负相似的客家文化，最后为何背道而驰。两人在年轻时代都曾是左派，执政之后都成为某种程度的右派，倒应了爱因斯坦的名言：“三十岁之前不是左派，说明此人没有良心；三十岁之后仍是左派，说明此人没有理性。”两人关于“亚洲价值”与“普世价值”的争论，决定了两人治国方略的重大差异。

本书第二章“日治时代的爱与恨”，李登辉与李光耀都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过，且都较为主动地参与殖民政权。但日本对台湾和新加坡采取不同的殖民模式，使得两人对日本统治当局印象迥异，当然影响到两人后来的对日外交政策及地缘政治观念。李登辉的亲日自不待言，李光耀的反日亦是渊源有自。 

本书第三章“英风去矣，美雨犹在”，比较李登辉留美和李光耀留英的不同观感与机遇。李光耀留英时，英国正处于二战后的残破状况，左派思潮崛起，福利国家成形，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勃兴。李光耀未能洞悉英国文化及制度的优长，反而产生强烈的反英意志。而李登辉两度留美，均是在美国战后成为超级强国的黄金时代，不仅深入学习美国的农业、经济、技术，更受美国基督教文明的吸引，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沐浴在美式清教文明的雨露之下，形成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观 

本书第四章“被强迫的独立与被禁止的独立”，探讨新加坡与台湾阴差阳错、擦肩而过的命运：李光耀力图让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部分，却遭马来西亚驱逐，被迫走向独立，却锻造出一个宛如“当代雅典”的亚太地区最富庶的城邦国家。而李登辉的愿景是如摩西般带领台湾人“出埃及”，却受制于严酷的国际环境和台湾内部的认同分裂，只能走出形塑“中国民国在台湾”的小半步，台湾未来是继续维持中华民国的法统，还是制宪正名，尚待未来的台湾主流民意来决定。

本书第五章“『他的党』与『不是他的党』”，呈现两位党魁与党的不同关系：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名副其实的“党父”，逐步排除党内竞争者和不同派系，让该党成为他一个人的党，党内无派，唯有“李光耀派”；而且，新加坡是内阁制，李光耀先控制了党，进而顺理成章地控制议会、政府和国家。反之，李登辉加入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是半推半就的，他意外成为总统和党主席之后，在激烈的政争中击败所有挑战者，巩固了权力，推动了政治改革，改变了“中华民国”的特质，却始终未能成功将国民党改造成议会制下的竞选型政党，最终他与国民党决裂。

本书第六章“威权教父与民主先生”，描述李光耀与李登辉不同的个性、思维方式及对政治的认识。如果说新加坡是幼稚园，李光耀就是幼稚园园长；如果说新加坡是帮派，李光耀就是帮派的教父。新加坡没有言论自由，尤其是没有批评李光耀的言论自由，所有批评他的人都被以“法制”或其他手段整得倾家荡产乃至锒铛入狱。而李登辉虽善于夺取和运用权力，却深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故而还权于民，实现总统直选，不惜让自己成为被反对派攻击和辱骂的对象。

本书第七章“从『二龙相会』到『李不见李』”，梳理“二李”奇特的互动方式——“因不了解而走近，因了解而分手”。李光耀与蒋经国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他以为蒋经国的接班人李登辉必然是“蒋经国第二”，最初怀著这种心情与李登辉交往。但两人的不同气质，以及两国国家利益的分歧，让“二李”很快凶终隙末、分道扬镳。 

本书第八章“共产中国是友邦，还是敌国？”，分析李光耀与李登辉的重大分歧之一是对共产中国的不同看法。李光耀认为中国未来将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乃至全球霸主，故而新加坡必须向中国示好，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分得一杯羹。而李登辉认为，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台湾必须与之保持距离。新加坡以中国为友邦乃至盟主，而台湾以中国为恶邻和敌国。两人逝世后不到十年，世界对共产中国的看法已经丕变。两人孰对孰错，后人自能判断。

本书第九章“新加坡奇迹与台湾奇迹，谁能持久？”，通过揭秘两国经济奇迹的来龙去脉，预测这两个同为“亚洲四小龙”的国家未来的发展。李光耀和李登辉都已逝去，但他们生前的竞技尚未结束，他们的政治遗产将面临时间与民意的严峻考验。 

本书并不标榜所谓的客观中立，对李登辉和李光耀做出明确的褒贬：褒扬李登辉而贬斥李光耀。不是作者对人物本身有强烈的偏见或成见，而是作者对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有坚定的认同和持守。在此意义上，本人是价值一元论者。

李光耀终身没有走出威权主义的阴影。他对中共的专制统治表示理解：“一人一票制度从未在中国存在过，也绝不会带来一个繁荣的中国，他们不会尝试这种制度。”他为中共的极权体制背书，否定中国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新加坡本身亦非自由民主国家），因为“中国若成为民主国家，则会崩溃。关于这一点，我很肯定，中国知识分子也了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今天都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完全不相干了嘛。”他还说：“我不认为你可以把和一个国家的过去毫无关联、完全陌生的标准强加在他们身上。要求中国成为民主国家也是一样。五千年来有记录的历史中从来没有数过人头；所有的统治者以皇帝之权力统治；如果你不同意，就砍人头，不是数人头。”李光耀被誉为哲学家和思想家，其实他的哲学和思想与邓小平水准差不多，是“摸论”（摸桌石头过河）和“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而已。他的文化、人种和地理决定论，根本不合逻辑。也违背事实——日本、韩国、印度、台湾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诸多亚洲国家，在其历史上没有存在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但并不意味著他们现在或未来就不能拥有此种制度。制度可移植，制度也非永远一成不变。

而李登辉对民主自由理念的信仰，不仅改变了台湾，更启发中国及其他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之路。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三日，李登辉在美国阿拉斯加世界事务会议午餐会上发表题为<台湾与亚太的民主>的演讲：“在个人执政、开启台湾民主化的道路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台湾人民，走出白色恐怖的阴影，让人民可以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意见，表达他们对于政治，以及台湾自己未来前途的看法，甚至勇于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在过去二十年来，在人民自主的思考下，逐步走出过去日本统治与中国帝国的阴影，厘清自己和中国的关系，找到自己的认同，以台湾作为主体，重新定位台湾自己，以及台湾与亚太、国际的关系。台湾也因为这种自由与思想上的解放，以及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展现台湾蓬勃的经济与创意，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他特别梳理了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对于亚洲多数政府及领导人而言，如何走出专制与独裁的迷思，在政治体制上，彻底民主化，让政治权力回归人民，而不在是由执政者或是少数统治阶层独断，是重要的一步。在个人执政期间，如何让台湾从过去的戒严体制，回归正常的民主体制，将主权还给人民，正是个人推动台湾民主化的第二步。这也是为什么个人在推动的过程中，废除所谓的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让宪法回到正常的运作；让宪法的适用回归到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让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选出真正代表他们的民意代表；让两千三百万人民，用选票直接选出他们自己的总统。这对父权文化下的亚洲领导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相信人民会作自己的判断和抉择，将权利还给人民，正是民主化的最大关键。”

通过对李登辉和李光耀的比较，以及台湾道路和新加坡道路的比较，再以此作为审视中国的镜子，就能得出简单而确凿的结论：被中共视为朋友的，必定是坏人（中共现在连李光耀父子这样的朋友也不要了，唯有普京这样更坏的人才配做中共的朋友）；被中共视为敌人的，必定是好人（达赖喇嘛、李登辉、彭定康、蓬佩奥均是如此）。中共从来都是“择恶固执”，它所选择的道路，必定是歧途（中共现在连新加坡道路都不要了，只愿意走毛泽东的道路）；而中共坚决拒绝的那条道路，就是李登辉的民主化之路，就是正道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