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有事”是日本迈向正常化的“敲门砖”

2025年11月，日本与中国之间爆发异常激烈的外交风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也就是日本有机会行使集体自卫权; 随后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X(推特)上转发相关新闻时，竟以近乎武力威胁的口吻发表斩首论。

强硬且违反外交礼仪的语调，引发日本政府强烈抗议，北京方面甚至还对高市的发言提出对等交涉。 这场争端凸显出区域紧张升温的现实，也成为观察日本安全话语转变的切入点。 日本领导人高调强调“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反映出东京正透过外部威胁来建构一套促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安全论述。

由于高市早苗身处执政困境，企图藉此巩固自身地位，回顾过去朝鲜飞弹危机、钓鱼台事件等案例，外部危机往往被日方用作推进安保转向的契机。

高雄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的发言，被视为日本首相首度正面界定台海紧急事态与日本安保的关联。 她在2025年11月7日的国会答询中明确表示，若台海发生武力冲突并遭海上封锁，日本有可能认定进入“存立危机事态”，从而使用武力协助美军维持航运畅通。 此番回答意指日本将台海冲突视为攸关自身存亡的安全问题，等同于为行使集体自卫权预作法律准备。

早在2021年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时任副首相麻生太郎也于2024年表示“中国若武力犯台，日本很可能进入存立危机事态”。 高雄市此次以现任首相身分重申类似立场，不仅延续了自民党保守派的一贯主张，更将之提升为官方政策论述的一环。

高市政府此举是一种典型的“安全化”作，即国家行为者将原本的常规议题转化为国家存续攸关的安全议题，从而可以打着“维护安全”的旗号采取非常手段。 换言之，台湾问题正被日本安全精英建构成直接关乎日本生存的危机。 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安全化的关键在于政治领袖透过言语行为说服公众接受某种威胁论述，使非常措施合理化。 高雄市将台海冲突可能性升高到日本存立危机的措辞，正是要在国内塑造一种紧迫感，让舆论认同修法扩军等非常举措的必要性。

这种安全话语的目的在于推动国家正常化进程。 所谓日本的“正常国家”(normal state)，指的是摆脱二战后和平宪法束缚，成为一个能够自主行使武力与承担集体防务责任的国家。 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保守派一直倡议国家正常化。 小泽一郎在1993年的著作中提出日本应成为普通国家以履行国际和平义务，主张修宪允许自卫队参与海外任务。 随后历届自民党政府也逐步朝此方向迈进。

由于战后和平主义舆论和周边国家疑虑，正常化议程在国内始终具有争议性。 因此，外部威胁经常成为触发日本舆论接受安全转型的催化剂。 以朝鲜核与导弹威胁为例，日本长期以来利用其挑战来推动防务升级：从1998年朝鲜试射“大浦洞”导弹促使东京加入美日导弹防御合作，到2003年正式决定引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放宽武器出口禁令，都是在危机氛围中完成的政策转折。

今日面对中国军事崛起与台海紧张，日本执政者更是强调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来正当化军事正常化。 例如，岸田文雄首相曾警告“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暗示日本须提高戒备以免重蹈台海危机; 2022年中国解放军因佩洛西访台实弹演习，多枚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更震动日本朝野，这次中国中央军委的重大误判，反而加深日本将台海稳定视为自身安危核心的认识。

透过渲染外部威胁，日本政府正积极推动各项突破性的安保政策。 例如，岸田内阁在2022年底通过的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已明定中国是“最大战略挑战”，并首度提出未来提升防卫预算至GDP的2%。 高雄市早苗上台后，甚至计划将达成2%目标的时间提早两年，以迅速强化军备。 同时，日本加快部署远程打击武器，并推动修法以扩大自卫队任务权限，这些都被包装在“因应存立危机”的论述下进行。

高雄市长期以来主张明确自卫队的法律地位，对标全面军事化，并将此定位为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议程的一部分。 “台湾有事”这一外部威胁论述，正在被高适作为日本打开国防限制，迈向正常化国家的重要敲门砖。

中日这场风波体现安全化理论与话语权力的实际政策作：透过构筑威胁，日本政界成功塑造了国家身份转型的契机。 (资料照片/法新社)

内忧外患：弱势首相的安全化策略

高雄市早苗强调台海威胁的策略，不仅服务于国家战略转型，也明显带有转移国内视线、巩固自身权力的政治考量。 作为自民党内的强硬保守派，高市是在执政联盟遭遇重创的背景下接任首相一职的。 2024年因政治资金丑闻风波，岸田文雄被迫下台; 2025年高市虽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却导致执政盟友公明党退出联合政府，使得自民党一党在参众两院均沦为少数派。 高雄市上任时内阁支持率即处于低迷状态。 面对执政基础不稳和党内外压力，高市迫切需要重新塑造自身的执政正当性和权威形象。

历史上，日本领袖屡有利用对外强硬姿态来转移内政压力的先例。 前首相安倍晋三即是一例。 2017年，安倍政府卷入“森友学园”等丑闻导致支持率骤降，但同年夏秋之交朝鲜连续试射飞弹、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引发东北亚局势紧张。 在此背景下，安倍毅然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理由是“不能向朝鲜的威胁屈服”，需藉由选举授权来加强对朝强硬外交。

事实证明，朝鲜危机成功地转移了国内对安倍涉嫌用人徇私等丑闻的关注点，塑造出他作为危机领袖的强势形象。 朝鲜半岛局势升温让安倍获得民意加持，反对派对其丑闻的批评声量被大幅压过。 最终，安倍所在执政联盟在选举中大胜，他本人也借此稳固执政地位并推动修宪讨论。 这种“旗帜效应”(rally-round-the-flag effect)显示出，外部安全威胁往往能在短期内提升领导人的话语权和号召力，从而度过内政难关。

高雄市显然深谙此道，在执政联盟失去多数、政策推行受阻的困境中，她选择高调聚焦“台湾有事”这一安全化议题。 此举将舆论关注从执政党自身的丑闻与经济民生议题上引开，转而关注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危机;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她以“捍卫国家存亡”的领袖形象自我塑造，为脆弱的执政基础注入强心针。

前日本外交官孙崎享指出，日本经济低迷和社会不安的背景下，政客往往选择将国内不满情绪引导至外部威胁上，“将民众对经济停滞的挫折感与所谓的『中国威胁』挂钩，是转移压力的最简便方法”，此种机制已经在日本政治中成形。 高雄市执政后持续渲染中国对日本安全的挑战，从强调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重要性、到渲染中国军事动向，正是这种策略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以外制内策略除寻求民意支持外，也意在整合自民党内部的保守势力，压制不同声音。 她上任后任命多名涉及政治献金丑闻的同党议员担任要职，引发媒体质疑，此时强硬的安保议题有助于她凝聚党内强硬派对其领导的认同，避免内部因丑闻问题而离心。

高雄市的强硬外交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甚至超越了她的政治导师安倍晋三的路线，其挑动“台湾有事”议题的根本目的，可能在于恶化中日关系氛围、制造国家紧张感，以推进她意图已久的军事扩张政策。 换言之，高市将外部危机作为构筑执政合法性的工具，只要中国威胁论深入人心，她的强硬主张与领导地位便更难被挑战。 在安全危机语境下，进一步巩固她在政治话语上的主导权。

然而，以外部威胁转移内部矛盾的策略也存在风险。 首先，这种话语建构是否可长可久? 危机动员往往难以长期维系，尤其当民众发觉内政问题依然积重难返时，对执政者转移视线的耐心可能耗尽。 其次，过度的安全化叙事可能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y)，导致地缘政治局势进一步紧张，反而危及日本自身安全。 对高雄市而言，在“台湾有事”论述下提升的权力能见度，能否真正转化为内政改革动力，抑或仅止步于短暂的民意作，仍有待时间检验。

安全化的作是危机还是转机

“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论述，已明显成为日本朝野共识逐步凝聚的新安全范式。 透过将台海危机安全化，东京成功地把一个地域冲突假想转化为攸关日本国运的现实课题，进而为超常规的安全政策背书。 从战略层面看，这块敲门砖正在叩开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的大门：不论是防卫预算翻倍也好，远程打击能力建置也好，抑或修宪解禁更大军事权限，都因有了外部威胁的衬托而获得舆论上的合理性。

从政治层面看，弱势的执政者运用此话题暂时摆脱了内政泥淖，获致话语权提升与支持度回升。 然而，危机话语毕竟是双刃剑，过度倚赖外部威胁正当化内政，长远而言可能削弱民主政治对政府问责的机能。 同时，周边国家也对日本正常化进程密切关注，担忧军事扩张是否意味着战后和平承诺的淡化。 这场风波体现安全化理论与话语权力的实际政策作：透过构筑威胁，日本政界成功塑造了国家身份转型的契机; 但如何在维系区域稳定与满足正常化诉求之间取得平衡，将考验日本领导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