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反腐逐步升级，与反腐相关的政治八卦亦甚嚣尘上，开始侵蚀反腐舆论场。近日，某些西媒网络就刊文声称，中国官方公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后，中央巡视组随即到了上海，与江泽民家族关系密切的前光明食品集团董事长王宗南被逮捕，释放出将反腐枪口对准江泽民的信号。而此类声音并非首次出现，早先令政策落马时，也曾被海外媒体解读为“瞄准令计划，剑指胡锦涛”。而周永康、徐才厚因贪腐被查，也曾引发过习近平欲借助反腐针对江泽民派系痛下重手的荒诞结论。似乎每每有高官落马，都会被一些声音解读为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并演绎出一系列精彩的八卦故事。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在古典政治学里，政治是一种争取和保持统治权的行为，往往被视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体系里，政治指治理社会的行为，亦指维护统治的行为。政治被认为是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尤指对于某一政治实体的统治，例如统治一个国家，亦指对于一国内外事务之监督与管制。任何政治组织内部在集体决策过程中，观点与思路的差异和争论不可避免，也都需要最终的权力意志作出决断。但在一个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集体内，这种由差异导致的争论并不意味着要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斗争程度。因此在一些开明的政治学者看来，政党或政治团体内的政治争论甚至冲突是正常现象，这样的“政治斗争”其实是党内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从阴谋权斗的角度去解读，就未免太过狭隘了和阴暗了。遗憾的是，中共许多正常的政治争论从来会被一些外界舆论泛政治化为权斗阴谋论。由于反腐直接涉及到人事处理，这种阴谋论调就更为突出。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重要理论模式的中共，是个非常注重传承的政党。例如习近平上台不久即提出“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以理顺中共60年的政权传承历史。如今党内大面积腐败危及中共执政合法性、阻碍中国继续改革发展，因此习近平以铁腕反腐为改革开路，亦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传承。而江泽民、胡锦涛作为邓小平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完全遵循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治国理念。虽然，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受到提拔的一些政治中人后来不乏成为腐败分子，但也不能由此就认定某位高层的人就一定有问题或被整治。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江泽民执政期间走上了改革发展的高速路，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重要节点，在这样的剧烈动荡中必然有很多衔接不佳的地方和各种漏洞出现；而其后的胡锦涛则完全继承了江泽民的政治遗产，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补救政策，在经济发展逐步开始成型的基础上发现问题，不断调整。也因此为习近平今日广泛、深入地反腐筑造了平台。所以，不会割裂毛泽东、邓小平的习近平，同样也不会以反江泽民、胡锦涛的方式来传承邓小平。
以政治斗争的思维来解读中国政治，几乎成为一些外媒评论中共的常态，也因此他们总是看不清中共的思维变化和引发的中国的发展轨迹。当他们在批评中共僵化、死板时，他们自己何尝不是犯着同样的错误？在这点上，中共指责外界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并不委屈他们。而阴谋与权斗就是其间最大的色盲误区。这种偏颇、不实的政治见解，不仅让外界对中国政治产生误解，同时也的确有人试图借此抹杀习近平强势反腐以促改革的成绩。这些人不愿意看到一直被他们定义为专制政权的中共可以做出让世人难以想象的事，因为这样他们以往的“定义”就会被动摇，他们的诚信就会被质疑。面对这种有意的“误解”，中共当不为所惑、不为所扰，以过硬的事实、更辉煌的成就予以回击。
然而也必须看到的是，外界之所以习惯性地以政治斗争的视角看中国，中共自身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过，中共作为执政者存在很多问题，要想真正地扭转舆论误解，就要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因此，中共要通过这一严峻考验，必须开启自省模式，正视造成这种舆论偏见的根本原因。
其一，中国政治不透明，是外界以权斗思维打量中国政治的最直接原因。政治不透明让一些学者产生了误解，认为执政者秉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治国理念，将中国政治视为“傻子群体的政治”——以广大民众的愚昧无知和信息闭塞作为稳固执政的政治根本。这种政治不透明造成的误解，给予外界对中国政治广大的想象空间，尤其是不了解、也不太愿意深入了解中国具体情况的海外媒体，对中国政治的报道与解读只能基于符合市场需求的想象，因此各种出格的权斗剧情争奇斗艳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更重要的是，在不透明的政治环境下生存的民众，由于不了解，也没有其他途径了解中国高层政治的现实情况，因此当这些八卦演绎成为唯一消息来源时，极易被民众接受。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八卦演绎传得久了便被当成了事实，而被当成事实的故事又进一步坚实了政治八卦传播的平台，如此循环往复，使中共的权斗印象深入人心，执政形象也逐步损毁。如果中国执政党看不到这一危机，依旧不改变政治不透明的陋习，舆论的误解将会为其后的执政带来无形的阻碍。
其二，中国政治残留的封建色彩是造成权斗印象的另一主要原因。虽然中共早在成立之初就跟随五四运动的洪流，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但90余年过去了，不仅中国给外界的印象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社会的旧貌，而且中共自身在“去封建化”上乏善可陈，封建遗毒不仅在中国民间，在中共党内也仍有空间藏身。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落后，在对社会的管理方式上往往被人指责专制。专制的管理模式容易被人扣上封建的帽子，而封建社会中的权力争夺——皇权之争、相权之争、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角力——数千年来以借由各色正史、野史深入人心，权斗早已成为专制的符号之一，因此如果中国不改变落后的治国体系，不转变专制形象，那么“权斗”的印记将继续与之形影不离。
其三，中共陈旧的政治话语体系也为权斗舆论提供了生命力。长期以来，中共的话语体系都时刻彰显着浓厚的“斗争”色彩，对“斗争”这个词的偏好无论在党内文件，还是在官媒话语体系中都广泛存在。不论是“反右”还是“文革”，都能从中看到意识形态的斗争长期左右着中国社会。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官媒仍停留在“斗争”思维的年代，把“笔杆子”当“枪杆子”使，对一些并无政治恶意的不同观点统统进行政治扫射，四处树敌。对“斗争”不断自我宣传，不但使中国政治越来越偏离现代社会管理的本质，也使“斗争”成了中国政治的符号，让权斗舆论“合理”起来。
其四，回顾中共历史，党内的路线斗争确实客观存在。根据正统的观点，中共在文革期间，党内大的政治路线斗争就已多达十余次。文革结束后，人们依旧在为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争论不休，或为之平反，或努力淡化，但“斗争”在中国早已成为一个张口就来的政治词汇。
虽然现在已经有许多声音开始呼吁中国政治要“去斗争化”，但积重难返，数十年来中共形成的斗争习惯与思维定势并非朝夕之间所能扭转。虽然中共在正式场合已经不再提路线斗争，但仅仅在宣传上对“斗争”一次的简单回避并不能真正改变根本，只有改变自身作为才是最好方式。而改变过往对待“斗争”的非正常做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正是习近平三中全会所强调的。
整体来看，权斗舆论对中国政治的偏见，以及在这种误读下演绎的政治猜测和八卦故事，已经严重损害了靠反腐赢民心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习近平、王岐山掀起的反腐行动的正当性，成为对习近平执政的一个严峻考验。中共在应对外界舆论的同时更需要检视自身。如果不改变以往习惯性的简单、僵硬思路，不让政治透明，治理体系不能尽快现代化，那么中共一再痛恨和批驳的“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很可能不断以“权斗舆论”干扰甚至羁绊中共苦心经营的改革及发展，在舆论范围争夺人心，以图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破功”。这是中共必须警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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