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在新西兰奔波于自己的外访活动，而在中国国内的总理李克强则忙着会见首届互联网大会的70余位中外互联网大佬。就在两天前的18日，李克强还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有分析指出，在习近平外访期间，李克强两次露面罕见涉及军事与互联网敏感领域，表明2014年年初刚成立的“国安委”与“网安小组”已经进入运作状态，李克强在中共权力体系中，成为紧随习近平之后的二号人物的色彩凸显，已更强于其中国总理的角色。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7日至19日访问中国，中国媒体报道称“两国除了就明年春天在地中海和太平洋举行联合军演达成协议外，还就强化航空航天领域合作取得成果”。俄媒此前则报导，俄罗斯国防部长访问北京期间，将与中国讨论国际和地区安全、双边军事与军事技术合作问题。按照常规，绍伊古应该由同等级别的中共国防部长常万全会见接待。如果有特别重要的事件商讨等特殊情况，则应该由身兼中共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出面商谈。
这次李克强出面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中共国防部长常万全作陪，很可能是属于后一种情况。但是由于“国安委主席”习近平此间正在外出访问，所以作为“国安委副主席”的李克强代替习近平出面。早前中国政府设立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部等数量众多的安全部门，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一定程度上存在“各自为战”的问题，影响安全部门的效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底应运而生。这个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包含党政军的所有高层，规格高于一般中央领导小组的组织。
对于20日李克强与中外互联网大佬座谈，有观点认为，这条新闻显示出2014年2月成立的“网安小组”也进入运作。在该领导小组中，习近平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马凯为小组成员。而在19日的首届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马凯致开幕词并宣读习近平发来的贺词，更是证明这次大会中“网安小组”的身影无处不在，且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014年2月27日，由习近平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的“网安小组”宣告成立。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国家战略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拥有6亿网民的网络大国加速向网络强国挺进。在成立会议上，习近平更明确其地位——“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2013年末，在第五代领导班子上台一年之际，曾有不少媒体称，无论是反腐还是改革，“习李一年”超过“胡温十年”。然而，曾习惯于称第四代领导集体为“胡温体制”的人们，到了2014年开始发现，曾短暂出现于外界口中的“习李体制”根本不在，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不会重复上一届的领导体制。之前，因身兼多个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首次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高调公布于媒体，并且在今年5月中公开提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曾引起一些媒体关于习近平主导国内经济政策、总理李克强被边缘化的传言。
多维新闻在之前《习近平和他的六驾马车》的报道中已经指出，不同于外界所传的“总书记负责政治、总理主管经济”的分工方式，在这一届的领导集体中，李克强更像习近平的改革盟友和操刀者。作为总理，李克强所主导的不单单是经济，更兼顾各项改革的战术操作，而社会与经济的治理则是他最大的课题。2013年“两会”期间，刚刚就任的李克强面对媒体时称，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李的这番讲话，与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称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的讲话形成最好的呼应。
事实是，李克强在国家权力架构中扮演了更为吃重的角色。除了军改组，李在四个改革领导小组中的三个（深改组、国安委、网安小组）中，都紧随习近平之后出任第一副手。虽然李克强没有在军改组中担任职务，但他同时还是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协调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国防动员工作。这些均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强在中共权力体系中“二号人物”角色的定位。
研究者普遍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人类的风险社会，这就意味着政府将面临不确定的公共行政环境。而应对不确定的有效手段就是弹性治理。专家指出，弹性化政府的存在是以任务为导向的，其特点是小型化、灵活化、服务化、团队化。这种临时性组织，美国著名组织发展理论专家沃伦·本尼斯称作“特组织”，美国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称作“任务小组结构”，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称作“专题工作班子”，而在中国，它被称为“领导小组”。十八大后新成立的四个中央领导小组，打破了以中共政治局常委为主的最高权力架构。这些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一、二把手的领导小组正在进入运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发挥重要的作用。 (张亦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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