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身陷重圍！拿什麼大國外交來拯救你

　　如果美朝首腦會晤得以舉行，兩國真正實際探討的很可能是如何在以中國利益為犧牲的前提下，單獨媾和。

　　毛澤東：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

　　——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曾自言自語道。

　　早在三個月前，即2017年12月17日，筆者受邀在濟州島參加由Korea-China Think-Net與澳門大學組織的中韓學者半島安全問題研討會，提交英文報告《Ripe for Split? A Maoist Analogy before War》（《中朝反目在即？平壤“反水”前的一個毛主義的類比》），探討朝鮮“反水”的可能性與實現“反水”的諸主客觀條件。該觀點受到中韓學者的一致質疑，包括韓國前任駐華大使等資深官員、學者在內，普遍認為筆者有關“中朝分裂”、“朝鮮改換門庭、帶槍投敵”的擔憂是杞人憂天。

　　此後，筆者曾發表《溫哥華會議之於中國：主觀不善但客觀有利》 等文，建言北京“樂見（甚至主動創造條件去促成）朝鮮與美國、日本等其他相關國家關係的惡化，以此防止或至少增加朝鮮改換門庭的成本”。這些同樣被一些人引為笑談。

　　今天上午，中國國關圈已被《特朗普與金正恩將於五月會面》的消息刷屏。

　　事情正在起變化

　　風起於青萍之末。

　　就在中國方面歡慶朝韓借冬奧會之東風緩和局勢、同時又為可能的美韓軍演破壞這一“良好氛圍”而憂心忡忡時，美朝韓三國已經不顯山不露水、緊鑼密鼓地推進着他們的地區新秩序之議程。這個過程顯然是異常艱辛、充滿變數且彼此間充斥着各種算計的。但無疑，在美朝韓版的新“三國演義”中，中國作為半島問題的重要利害攸關方，“被缺席”了。在這一點上，似乎三國有着某種心照不宣的高度默契。

　　如果我們放下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就不難觀察到，長期以來，朝鮮方面有動機、有預謀、有策略、有步驟、有實際行動地謀求撇開中國，實現與美單獨媾和。無論是在人質問題上大做文章，還是叫囂核武“包圍射擊”，這些在人們通常看來“無比危險的邊緣政策”、“給半島和世界和平造成重大威脅”的話語戰，現在看來似乎不過是做成大單之前買賣雙方虛張聲勢的“叫價”行為，以此抬高自己的身價，同時壓低對方的獲利預期。

　　當然，也不排除有故作聲勢以排除第三方“干擾交易”的可能。朝鮮對中國“逢會必炸（核武器），逢節必射（導彈）”的行為，顯然是在向國際社會，主要是美國反覆發送強烈信號。聯繫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的自言自語“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的事實，以及由此引發的中美蘇三角關係之“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筆者實在不寒而慄。

　　然而，由於受到三個層面客觀條件的制約，朝鮮與美單方面談判、媾和的努力一直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的正面回應。

　　首先，在單元和個人層面，是美國長期以來形成的敵視朝鮮、視其為“邪惡國家”（小布什在聯合國大會上對朝鮮的公開定性）的政策慣性，以及由此在七十年的冷戰和後冷戰時代所培養出的親韓（日）、敵朝的政策/學術/武裝力量複合集團——即所謂半島問題的“建制派”。敵對朝鮮的“政治正確”使得“常規型領導人”（與‘革命型領導人’相對）及其團隊通常難以在對朝關係上邁開大步、打反常牌。

　　其次，在體系層面，一是過去朝鮮的實力太弱，以至於作為“敵人”並不對美國構成致命威脅；同時反過來，作為“朋友”甚至“盟友”也不能提供太多的“可利用價值”。相反，作為“敵人”的存在，還能為美國強化東北亞軍事存在、美韓同盟、美日同盟，以及借朝核問題敲打中國等提供一系列高附加值。

　　第三，同樣在體系層面，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在大國關繫上，自尼克松訪華以後，中美關係長期以來都是“合作性大於競爭性”——除了個別時間節點，以及上世紀90年代初因為冷戰結束、風波事件造成的中美關係大幅下滑。

　　從結構現實主義角度看，維繫中美關係“合作性大於競爭性”的根本因素與中美領導人的主觀善意或惡意都無關，主要是由於中國總體國力長期遠遠遜於美國。因此，只要中美巨大實力差距仍在，那麼中美關係之間“合作性大於競爭性”的性質就不會改變。只要中美關係性質不變，那麼美國（總統）冒着被國內建制派批判甚至彈劾的危險，去拉攏一個被美國精英與大眾歷來一致視為“流氓國家”的政權，一同圍堵（containment）“正在改革開放且隨着中產階級的增加必然走向民主化”的中國（當前美國朝野上下對此前的這一判斷似乎後悔不迭），既缺乏強烈的動機，又在手段上缺乏足夠的操作性。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長期以來朝鮮謀求與美單獨媾和的企圖未能得逞的原因。

　　然而，現在，事情正在起變化。

　　事情為什麼起變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變匿於無形之中。

　　如今，三個層面的核心變量都從量變轉向了質變，並開始共同作用於半島局勢，有可能重塑地緣政治版圖。

　　第一，特朗普的當選及其“非傳統”團隊與獨特行事風格入主白宮，改變了此前美國方面對朝核問題的認知模式與處理方式。一個不受（至少是少受）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羈絆的強硬總統，帶着其特有的商人思維與交易偏好，有可能拋卻此前制約其同行無法在半島問題上採取革命性行為的種種條條框框。儘管我們說，特朗普性格多疑多變，且國內仍然有重重阻力，但此刻苗頭既然已經展現，就不可不防。

　　第二，朝鮮核武及導彈能力的提升，既抬高了美國武力對朝去核的成本和風險，又反過來提升了一個“帶槍投敵”的朝鮮可能對中國造成的威脅——而這對美國而言，恰恰就是“預期收益”。擺在美國面前有兩個選擇：要麼繼續敵對朝鮮，但是成本、風險越來越大；要麼收編朝鮮，卻有可能獲得一定戰略收益。

　　第三，最重要的是，中美關係正在發生質變，正在從原來的“合作性大於競爭性”向“競爭性大於合作性”轉化。這個觀點，著名國家關係學者、清華閻學通教授在若干年前就多次強調。導致該戰略關係變化的結構性因素就是中國的加速崛起所導致的中美實力差距縮小。如果從經典的結構現實主義出發，中美正在滑向修昔底德陷阱——好在核時代的絕對武器（absolute weapon）有效防止了大國間的直接武裝衝突，所以中美在同時克制不發生“大戰”（World War）的前提下，同時強化了在亞太/印太地區的戰略爭奪。

　　與此同時，中國近年來對自身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愈加“自信”（中國媒體用confident，但西方媒體一般用貶義詞‘強勢’assertive來負面描述），尤其是“十九大”以後所展現出的可能與“美國模式”相競爭的“中國模式”，不僅在國際層面讓美國感到威脅，同時讓此前美國國內指望“轉化”中國的力量日漸失語——他們的反面，即主張在安全和經貿等領域同時對華強硬、防範甚至圍堵的聲音隨之開始高漲。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SS）、《美國國防戰略報告》（NDS）為代表的官方核心文件，已經將美國朝野上下的最新共識展現無疑。而頻頻發生的杯葛各地孔子學院的事件，以及在美國、澳洲、加拿大等西方國家被媒體熱炒的“中國滲透”、“收買議員”之事，不過是山雨欲來的前兆。上述事實，如果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講，即，按照不是“實力差距導致制衡”而是“威脅增大導致制衡”的思路去理解，我們同樣能夠做出推論：美國拉攏前敵對國家共同制衡新的主要對手/敵人的動機，正在上升。

　　不要忘了丘吉爾在德國入侵蘇聯後發表的名言：“如果希特勒入地獄，我將在下議院發表支持魔鬼的演說。”畢竟，迪斯雷利有關“既無永恆朋友，又無永恆敵人，只有永恆之利益”的座右銘，是盎格魯-薩克遜戰略文化的根基。

　　此前，還有很多分析認為韓國與朝媾和是“背着美國”、“頂風作案”。美韓之間的內幕互動，筆者作為民間學者，僅從公開新聞報道上無法做出判斷。但從若干基本事實出發，用邏輯正反推演，似乎仍可得到若干端倪：憑藉美國政府及駐韓美軍對韓國朝野的巨大影響力，同時考慮到過去完全違拗美國意志的韓國總統的下場，文政府既然能夠在儘管受到美國口頭“敲打”的情況下，數月來基本順風順水地推進一系列友朝動作而未遭到美方徹底強力阻止甚至“換馬”，那麼我們基本可以排除“韓國背着美國媾和”的可能性。

　　既如此，那麼就需要將“美韓”的行動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即假定當前韓國“對朝示好緩和”與美國前日又推出“最新最強制裁”等兩方面的行為是按照同一個既定邏輯與“默契”在進行。

　　此處用“默契”而非用“預謀”是因為筆者認為，特與文在最開始就在完全信息的模式下商討對策並“唱雙簧”一路自編自導自演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更可能的情況是，文自己有一盤棋，對盟友美國卻並未和盤托出，只是有選擇性地解釋、溝通；同時加緊實操層面的推進，待“生米煮成熟飯”後，倒逼特朗普認清新形勢可能帶來的新機遇。如此，文或得以實現韓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第一半島不戰不亂、首爾免遭塗炭，第二得到朝鮮的核不攻擊保證，第三得到美國的安全“再保險”，第四在半島事務中奪取主動權。

　　特朗普從商人的嗅覺出發，可能已經敏銳地聞到了其中有可能帶來的新利潤，所以半推半就。因此我們就看到了美韓在戰略默契下共同推動的對朝“對沖策略”（hedging strategy），即“雙面下注”。通俗講就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韓國方面唱和，拉住朝鮮，許以利誘；美國方面喊打，推動朝鮮，重壓威逼。而兩個矢量所指向的總方向，也是朝鮮所可能接受的——當然，前提是達成怎樣的交易，即（a）付出怎樣的代價（b）獲得怎樣的收益（c）“產權”如何保障——如果能找到“第三方支付”可能的代價，而自己坐收漁利，同時又身懷利器以保障交易不可逆，“產權”不至於被沒收、侵犯，那麼這筆交易對平壤而言，也是和算的。試問：這個“第三方冤大頭”會是誰呢？

　　此前也有中英文論文討論中美間就朝鮮問題與台灣問題相關聯以做成“大交易”的可能性。他們認為：“僅從中美近年來在台灣問題上的微妙互動就能看出，特朗普是一個不太強調意識形態的專業生意人，他比二戰以來的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務實，此屆美國政府值得中國去與其做地緣利益交易，這對中國重塑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而言是難得的歷史機遇”（Zheng, 2017）。

　　而現在看來，大交易的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只不過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既不是買方也不是賣方，而是交易品，或曰“納一顆投名狀”。歷史性機遇，恐怕不是留給中國人的。

　　事情還將怎樣變化？

　　目前公布出來的消息是，朝鮮同意就“去核/無核化”（denuclearization）與美國展開談判。中文媒體對此多半持正面肯定態度，認為是“朝核問題向前推進一大步”、“半島和平與穩定的新進展”。然而，筆者卻不甚樂觀。

　　首先，朝鮮不可能真正棄核。筆者此前在多篇文章中已經反覆強調，其兩代領導人都將“擁核”作為保障其四層核心目標的根本手段——朝鮮國家安全與生存（national security）、勞動黨政權生存（regime survival）、金氏家族統治延續（the House of Kim）、最高領導人本人的生命與權力。因此，國際社會加強外部制裁只能迫使其加速發展核武。“擁核”入憲法、入黨章，就是明證。試問，美國或國際社會要做出怎樣的保證、付出何種代價才能讓朝鮮領導人自食其言，為了簽署一紙合約而自改黨章、國家憲法呢？

　　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美國、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無法保證其承諾的可信性。換言之，除了核，朝鮮誰都不相信。這一點，公平地講，倒還真不能怨朝鮮，只能說是美國咎由自取。

　　從美朝做交易、給保證的角度看，鑑於美國此前無比糟糕的交易記錄和不良國際戰略信用（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redibility），譬如特朗普要公然撕毀五常外加德國與伊朗一併簽署的受國際法保護的《伊核協議》；又如在奧巴馬時期，民主黨政府推廣“民主價值觀”，中東、北非等地發生革命大潮，社會動盪，被推翻的對象除了卡扎菲、薩達姆等老牌“反美鬥士”外（卡扎菲滅亡前其實已經屈服，但仍難逃一死，可以想見其慘死照片給平壤造成的心靈觸動），也有如穆巴拉克等長期追隨美國的世俗化政治強人。換言之，戰略信義的缺乏，讓美國盟友也難以信任美國，那麼長期被孤立、敵視的“邪惡國家”朝鮮又怎麼可能真正被美國接納呢？平壤應該心知肚明，就是能夠與美國達成交易所倚靠的不是其他任何事物，就是核。而不管美國做出何種保障，只要平壤一旦真的開啟去核進程，那麼核盡之日，便是亡國之時。有實戰能力的核武器是保障美國承諾有效性的唯一法寶，是保障“美朝和平”這一至關重要戰略資產“產權”不被“強拆”的唯一依靠。

　　對朝鮮而言，擁核則生，失核則亡，此固不易之理。只要是理性的領導人，換做誰處在那個位置上，都絕不會真正棄核；但是可以談論“去核”，不停地製造“無核化”的話語與媒體奇觀，以在不同階段達到不同的政治目的與戰略需求。

　　在明確上述“朝鮮儘管已經鬆口願意談判‘無核化’但在行為上絕對不會真正棄核”之原理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追問，如果朝鮮不真正棄核，那麼美國又為何願意參與這樣一筆交易呢？特朗普圖什麼？這時，要想臨門一腳促成這筆交易，就必須找到一個“冤大頭”，一個同時為美朝雙方都忌憚、敵視的共同敵人來充當“第三方支付”。

　　因此，筆者的初步預判是，如果從今日（3月9日）到五月的50多天中，不發生重大意外，美朝首腦會晤得以舉行，那麼兩國儘管對外宣稱的都是“談論無核化問題”，但真正實際探討卻很可能是如何在以中國利益為犧牲的前提下，單獨媾和。具體會有哪些呢？

　　事情的新變化對中國國家利益影響幾何？

　　第一，美國可能實行“核導分離”，即要求朝鮮決不允許進一步發展具備攻擊美國本土能力的洲際彈道導彈（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同時，允許朝鮮有條件地保留部分核武器。

　　現有的、被美國懷疑已經具備攻擊本土能力的導彈，必須在美方技術人員的監督下公開銷毀。這是因為保障美國本土不受敵對國家核威脅是包括特朗普在內任何美國總統安全戰略的底線。公開銷毀，算是給美國一個面子；否則總統無法向國會和人民交代為何對“朝核”網開一面。銷毀後，接受聯合國核查，以確保朝鮮不可逆地、永久性地不得擁有能夠進攻美國本土的“核洲際導彈”。

　　作為對朝鮮的回報，美國可能會有條件地允許朝鮮保留一定數量的核武器。這也是朝鮮能夠相信美國“承諾”的基礎，是交易的前提。

　　有學者往往強調“朝鮮核武器對美國的威脅”而認為美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接受有核武的朝鮮。這種觀點恐怕忽略了一個致命的事實：朝鮮“核彈”與“導彈”對中、美的威脅，其性質是不同的。

　　對美國而言，一個單純擁核卻無遠程投送工具的朝鮮，並不對其構成直接威脅。這也就是為什麼此前美國可以實施“戰略忍耐”的部分原因（當然，還有奧巴馬時代的情報誤判，認為第三代領導人掌權時間不會長）；而2017年待朝鮮多次成功試射後，美國才開始“動真格的”。所以，美國的真正紅線只有一條，即朝鮮同時擁有可用於實戰的核武器以及可攻擊美國本土的洲際導彈。

　　對中國而言，情況恰恰相反：朝鮮的洲際導彈對中國不構成威脅，但核武器卻是大威脅。且不說對華直接使用核武，單是一次次核試驗就已經對環渤海、東北地區的生態與社會環境構成現實威脅。在可能的衝突或戰爭中，多處沿中朝邊境構築的核武、核設施，一旦遭襲或自爆，也必將對中國東北、華北地區造成不亞於切爾諾貝利事故的永久性毀傷。相反，朝鮮的導彈技術中國並不忌憚。我們往最壞的情況設想，即便對華動武，平壤也會把數量有限、極其珍貴的核彈頭用中程導彈（這方面他們已經有較為成熟的技術）攻擊中國東部核心城市，而不會愚蠢地裝上遠程導彈打到喀什、伊犁。因此，中美兩國受核與導威脅不同的這一現狀，可能為朝鮮以中國安全利益為代價單方面與美媾和提供某種方便。

　　第二，就是在上述有關核彈與導彈之安排的基礎上，就美朝關係達成新的框架性協議。從美國角度講，如果僅僅是以“確保朝鮮沒有可攻擊美國本土的（核）導彈”為收益就輕易地給出“默許朝鮮擁核”甚至實現平壤數十年來夢寐以求的“關係正常化”，那麼這筆交易就是朝鮮賺的太大了。但是，特朗普眼裡的“朝鮮核心產品”——核武器，在朝鮮眼裡卻是“生產資料”，是“非賣品”。因此，按照特朗普貪婪而狡詐的商人性格，不可能不在其他方面向朝鮮開價，謀求回報，否則他也無法回國向國會交代。那麼在朝鮮能夠拿出手的“產品”中，又有哪些是能入大買家法眼的，同時還是朝鮮樂意交換的呢？細思極恐。

　　在此，請允許筆者以此前發表的幾篇文章的段落作為結尾：

　　在2017年4月6日發表的《“習特會”上的朝鮮問題博弈——一個情景分析》中，筆者認為：

　　中國人不會忘記，當年中蘇分裂、“兩個拳頭打人”——同時反對“蘇修”和“美帝”，給中國所造成的巨大戰略壓力。而俄國人也不會忘記，當中國最終選擇“反水”——與美建交並在事實上達成中美聯手反蘇後，在整個“冷戰”後期給蘇聯所造成的巨大戰略壓力，這種壓力甚至被認為加速了紅色帝國的解體。

　　關於這些掌故的歷史記憶，或許可以解釋為何中國一直對朝鮮有所忌憚。朝鮮可不是“雞肋”——雞肋充其量只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而已。朝鮮作為中國的假盟友放在手裡固然是燙手的山芋，可一旦拋出，到了對手手裡，恐怕就會成為威脅中國的“燒火棍”。平壤顯然對此洞若觀火，否則不會如此有恃無恐，吃定中國。

　　在2017年9月4日發表的《軟肋已暴露的金正恩為何肆行無忌？》一文中，筆者如是寫道：

　　朝鮮也正是看中了大國彼此間的齟齬和矛盾，鑽其間隙，才一步步使自己的核力量發展到今天的地步。或許朝核問題走到最後，各國真的不得不默認一個有核的朝鮮，然後在此基礎上籌謀如何利用朝鮮使自身的相對損失最小，同時還能使其他地緣對手的相對損失更大。

　　如果真的如此，那麼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未來在東北亞地區中國所面臨的地緣戰略場景：鴨綠江對岸是一個擁核、擁彈的朝鮮（此刻或許要改成‘帶核投美的朝鮮’），且因最近多年的嚴厲制裁和歷史上的齟齬而無比仇恨“某不惜背棄鮮血友誼的鄰近大國”。越過“三八線”，在朝鮮的對面，是一個擁有全套“薩德”體系且同樣因為多年的經濟齟齬而愈加仇華而親美的韓國。越過韓國，在海的對面，是一個加速修憲、擴軍的“正常國家”日本——它要仇華，無需理由。越過日本，在大洋的彼岸，是一個部分有意、部分無意中造成上述地緣戰略現實的霸主美國。哦，對了，在中國身後，還有一個笑而不語的俄羅斯。此刻，拿什麼“大國外交”拯救你，我身陷重圍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