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惨死收容所，以生命为代价，促使中国政府废除了已经施行了54年之久的收容遣送制度，代之以更为人道的救助制度。孙志刚事件成为中国通过舆论监督保护公民权利、推动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也是在这一年，一场席卷中国的“非典”事件，开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之先河。两位正部级高官——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瞒报疫情、应对不力被免职。受“非典”事件影响，中国政府建立了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十年前，三鹿奶粉事件，在媒体关注下引发舆论风潮。中国政府启动国家安全事故一级响应，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所需费用由财政承担。随后，三鹿集团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多名官员被追责，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三鹿集团相关责任人被移交司法机关。受此影响，此后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食品安全法》，在全国开展了为期两年的食品安全整顿。
八年前，中国新的乳制品国家标准由卫生部公布。在这份由行业协会主导制定的标准中，生乳乳蛋白含量从1986年标准的每100克不低于2.95%降到了2.8%，菌落总数更从2003年标准的每毫升50万提高到200万，中国媒体称之为“一夜倒退25年”。当媒体对标准倒退提出质疑时，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副局长陈锐却称，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符合中国国情和产业实际。
也在这一年，已经发生三年的山西疫苗事件，终于被《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的一篇《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掀开了黑幕，引发舆论风潮。然而，舆论的监督，舆情的沸沸扬扬，再也未能发挥作用。在当地政府的一再否认下，整个事件无疾而终，没有人被追责，更没人获得赔偿，反而是签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时任《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包月阳被调离。
五年前，中国南方发生多起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致伤致死事件，最终却被定性为“偶合”。两年前，中国爆发山东疫苗案，涉及18个省、时间跨度长达六年的疫苗造假，355人被批捕，291人被起诉，立案查处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174人。2018年，中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疫苗造假事件。
十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插曲，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而言，却足以改变很多。
十五年里，隐瞒—媒体曝光—政府介入，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从未偏离剧本，只不过结局大相径庭。
十五年前，孙志刚事件尚能推动中国法制建设，“非典”事件尚能推动中国政府变革。八年前的三鹿事件，也还能推动中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在那之后，媒体从未缺席任何公共安全事件，但似乎再也不能如孙志刚事件那样，推动中国法制建设。
十五年里，每次发生公共安全事件后，中国各级政府都会介入其中，很多事件都触发了应急响应机制。然而，中国政府却似乎陷入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疲于奔命的境地。所谓公共安全事件事件成了维稳事件，搞得自己很累，感觉很委屈，老百姓还不买账。
原因何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大政府传统的国度，固然老百姓长期形成了有事情找政府的传统，但如果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能够解决问题，谁还会去找政府麻烦？反而是政府在大政府的历史惯性下，充分享受着权力快感的同时，却并不愿意去承担起与之相匹配的责任，漠视法制与法治。其结果，必然是陷入维稳怪圈，任何社会事件都被当做维稳事件处理，越维问题越大。
假如，十年前的三鹿事件，能够促使中国全面反思食品安全，更为严格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与执法机制能够建立起来，乳品标准的倒退还会发生？如果，山西疫苗事件哪怕是在2010年被媒体爆光时，能够促使中国全面反思疫苗体制，建立起更为严格的疫苗管理法律法规与执行机制，后续的疫苗事件是否还会发生？
就算仍然发生，通过法律程序就能还社会以公道，而不是需要领导的批示与拍桌子。
实际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法律就社会的泄压阀，而媒体的监督则是社会的润滑油，两相配合为社会事件泄压降温，政府何至于如此被动？政府不能推动法治，媒体监督受到压制，发生任何公共安全事件，政府都难逃“背锅”的命运。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一切都看你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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