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放心，所有人在教育转化中心不仅不会挨饿受冻、不会被惩罚劳动，”中国共青团的一名官员试图用这番话来安抚那些送进拘禁中心、以穆斯林居多的少数民族人士的亲友。这名官员说，被拘禁者“思想上得了病”，教育转化中心将“清除头脑中的”病毒。
2017年10月进行这番宣讲时，甚至连这些营地的一些目标人群——新疆的大约1100万维吾尔族和100万哈萨克斯坦人——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新疆是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名义上的自治区。一年后，这个教化中心网络变得广为人知，甚至走出了国门：首先是被收容者的家属披露出来，然后政府公开招标建设营地基础设施的采购合同也在无意中予以了证实，现在则是通过某种官方理由。
几周前，新疆人大通过立法，为受到“极端主义”影响的人通过“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正与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其他项目进行“教育转化”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上周，新疆地方政府主席把这些再教育营描绘成配备了空调的寄宿学校，给涉嫌轻微犯罪的人提供文化课程，帮助他们认识到“生活原本如此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然而，之前关在这里的人却将其描述为一种强制的拘禁和虐待制度，它实行军事纪律，存在单独监禁、殴打有时甚至施以酷刑。
在过去，地方官员和当地媒体有时会在网上吹嘘这个教育营制度的成功实施。但较高级的官员——可能部分是出于对全球舆论的担忧——往往会说不知情，甚至8月在回应联合国种族歧视问题小组的质询时还怎么说。
那么，中国为什么在坚决否认之后，又突然承认有这样一个拘禁中心网络的存在呢？
一些新闻报道称法律已经将该教育营制度“合法化”。但这种描述具有误导性：授权所谓培训中心的建造和管理，并不是批准对培训中心里的人员进行法外拘禁，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即使依据中国的法律，这种做法也是非法的。
然而，最近的立法对这种拘禁制度予以承认并将其正式化——这点很重要。
在中国，法律有时似乎是要跟上屡出新招的官员的步伐。比如，在新疆当局开始逮捕或者惩罚蓄须男子多年后，2017年3月才在法律上将“非正常”的胡子禁止。同样，最新的立法表明，整个教育营计划已经从地方性的、不受法律约束的即兴发挥，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制度，它将融入中国的国家架构中。
拘禁营不再是一项临时举措，现在它们是永久性的。其影响范围正在扩大。
整个中国的维吾尔人被家乡的警察召回新疆，然后遭到拘禁。似乎还有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人被送出新疆，关押到中国其他地方的监狱。
北京的中央政府为这个庞大的拘禁和洗脑系统提供部分资金。只有最高级别的政治局成员才能在2016年决定将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调到新疆——他把针对藏人和佛教朝圣者的一些镇压措施带到了新疆。
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严厉镇压，反映了政府在全国范围对民族差异的态度转变。虽然中国共产党曾经声称重视多元化，但它现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同化少数民族：近年来，它甚至通过提供现金，鼓励维吾尔族人与多数民族汉族结婚。正如人类学家达伦·拜勒(Darren Byler)所记录的那样，当局正在努力雇用汉族平民，派他们作为“大哥”、“大姐”，去检查和监视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的家园。
这个汉化项目名为“民族融合”，其最重要的理论家是中国中央政法委员会官员胡联合。今年夏天，他作为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否认了新疆再教育营地的存在。胡联合还因发展了一项将民族认同与极端主义联系起来的“稳定观”而闻名，正如政治学家雷国俊(James Leibold)最近指出的那样，胡联合日益提升的知名度可能并非巧合。它可能预示着北京政府将以更加全面的行动，控制和征服全国各地的非汉少数民族，进入官方宣传所称的“中华民族”。
共产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日益摆脱了明显的共产主义政策，而其领导人则日益鼓吹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并将党作为中国稳定与繁荣的最终保证，将这些概念概括为“中国梦”口号，以此将他们的统治正当化。维吾尔族对基本文化权利和更多自治权的渴望威胁到了这些主张，过去十年左右发生的几起维吾尔族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导致人们对中共保护汉族多数群体的能力提出了质疑。
以汉族为中心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仇视可能推动中国领导人将动乱归咎于维吾尔文化和宗教。但是，他们强行重新设计少数民族文化的努力背后，也表明他们需要提升自身合法性并解释他们对权力的控制。他们认为，新疆问题不是地方问题；而是对他们今天管理的整个系统的基础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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