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对我来说，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地方，因为我感觉它好像和更加广阔的世界的关係更紧密一点。”
黎明—上海出生、成长的80后女性，08年因学业移居香港，现任香港教育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对于香港面临的问题以及身份认同有着她独到的见解：“我来了香港之后，可能住了几年之后，开始慢慢更加意识到，在这个自由的环境里面生活久你是会习惯这种自由的感觉的，就是突然之间你意识到，回到内地的时候我需要留意一下自己讲话的内容，要小心一下。突然之间意识到，原来我这麽多年在这边住，原来我已经没有在这样审查自己的思想了。所以我觉得香港自由的环境、宽鬆的环境，是一个很值得珍惜，也很难得的一个空间。”
她说，只可惜这个环境现在萎缩得很快。
“它不仅是源自于外部的力量，其实由于外部力量导致的，大家里面的这种情绪和对立，其实也使得它内在、内部空间都缩减。“
自香港6月的反送中运动，黎明本人积极参与。
她在参加美国之音香港风云节目时说她鼓励年轻学生们学会包容不同意见：“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要与不同观点的人共容，我们要尝试在不能改变对方的情况下也要学会尊重和接纳别人不同的意见，我希望不管哪一方都要在课堂上学会这一点。"
近年来香港社会出现着重"香港人"而不重"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观，中国当局下辖的媒体，多次加以批判，甚至认为与“港独”无异。
对于身份认同问题，黎明则认为纯属个人自由，但当中也有社会脉络影响的因素。
她认为，港人是以这样一个身份来动员政治力量，藉着这个身份来引起“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一员”的共鸣，以此来守护这个地方。至于说是否认同这种看法，黎明认为处于高压底下的人，这是自然反应。
“如果说中央觉得香港这个就叫港独，或者你称自己香港人就是港独，那这个所谓的港独，其实正正就是中央自己创造出来的，他自己产生出来的。他如果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高压，其实不知道要过多少年才会有一个这麽强硬要对抗的，放在对立面的一个所谓的香港人的身份、政治性的香港人的身份存在。所以它基本上是自己创造出了一个港独的身份。”
她认为，两地的摩擦根源其实来自政治制度。目前香港的社会管治架构中，已预留"后门"给中央作远距离调控，然而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制度，香港的特首有多大的自主空间，完全取决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如何处理。这样的矛盾在2003年特区政府试图就《基本法》23条立法时，初次浮现。
根据香港《基本法》，特别行政区应就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等行为自行立法禁止；在2002年，中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表示中央政府希望香港尽快落实有关法案。话音刚落，港府随即颁佈立法相关的咨询条文，这一举措也被视作港府对中央要求的积极回应。然而2003年7月1日，50万港人走上街头反对立法，相关条文最终黯然撤回。
港人有认同自己身份的自由
对于身份认同问题，黎明则认为纯属个人自由，但当中也有社会脉络影响的因素。她认同在回归之后，北京希望港人能够有一个国民身份认同，因为对于政权而言，这是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可以被任意地，在任何场景下运用和调动起来，为这个国家的一些议题或者它的一些论述去服务。”因此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地方身份认同就会成为中央眼里的潜在威胁。
“因为一个地方的身份认同就会有地方的文化，带来地方的一种团结的力量、社会动员的力量，也会产生一些论述是基于地方的利益和诉求产生的，那这些东西全存在的情况底下，有的时候就是中央要统一去规划，把你放在一个规划里面相对来说就难一点。”
她举例指，上海在90年代初期曾非常严厉地推行普通话教学，当时学校及广播电视中，不允许使用上海话，直接令一代人的沪语水平直线下降。然而她认为，语言作为承载地方身份的重要载体，在消除后，原有的地方身份亦会被冲澹瓦解。目前香港也有“推普”以及加强国民教育的例子，“其实都是希望能够一方面用普通话来代替地方语言，使得你的地方身份认同弱化，另一方面在进行国民教育，强化你对于国家的认同，其实你的这个身份，如果你拿到了这个国民身份，你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且这个‘中国人’的理解是在这个政权下面，要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主体，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这样的一个中国人身份，那你接受了这个身份，你其实就是等于顺服于一个中央权威的一个主权、统治。”
港人动用本土身份反抗
黎明认为，在中央推行相关政策的情况下，香港人明显感觉原有的身份要被剥离，甚至语言亦会被拿走。这种压迫感加强港人的不安，同时周边社会政策以及在民生上的冲突，因此就会产生一种抵抗，甚至是抗争的情绪，以抵挡这种自上而下强加与身的国民身份，这样的背景，致使现在社会上“香港人”身份的出现，以及年轻一代对这个身份的认同感。“它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处境底下，他被建构出来，希望对抗一个自上而下的国民身份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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