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在中国持续失控，习近平近日祭出各项"抓权力、抗疫情"的政治部署。在人事布局上，习近平安排具备政法背景的"之江新军"嫡系接管湖北党政，并在当地实行各项战时管制作为；北京防疫中心党委祭出所谓"战时状态令"，宣称目前处在防疫的"关键时刻"、"危急关头"、"非常时期"，因此要求干部与党员绝对服从指挥调度，确实做到习近平所要求的"令行禁止"。

　　面对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习近平要求各级政府绝对服从中央指挥。 图／路透社

　　上收权力全面压制

　　深入观察，湖北与北京的作法就是一种变相的"试点推广"，在特定领域中进行某种政经制度的实验。若取得成果则再进行局部推广，倘若失败也将试错的成本降到最低。

　　在"试点推广"的概念下，未来中国其他地区若重演武汉灾情，则将以"湖北模式"比照办理，如有地方领导不服、医疗人员抗命或民众不愿配合等情况，则由中央政法系统全面接管，并直接採行"战时管制"。从性质来看，就是将国家镇压能力发挥到极致的防疫措施，国家力量由上而下压制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并全面限缩人民的居家自由与生活权利。

　　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各级党委始终扮演利益传输带的"组织性依赖"的功能，并具备严密的舆论宣传与思想控制角色，此刻北京的防疫党委开出第一枪，并透过党机器大力宣传，咸信对中国各地施行软封城的党组织将产生风行草偃、上行下效的效果。直白说，中共仍寄望透过传统政治动员方式对抗险峻情势，这与彼时处理大跃进危机的逻辑如出一辙。

　　差异在于，毛泽东当时虽然辞国家主席退居二线，但仍可透过党主席身份与个人影响力驾驭党国权力；习近平先前才透过修宪改变国家主席任期，因此不存在"辞职以示负责"的可能，这是中共第一领导人与红二代之间无法比拟的差距——毛是打江山，习则是坐享权力的既得利益者。

　　此外，中共也已建立一套超越毛泽东时期的社会控制模式，当年建立公社制度将人民锁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单位上。现在则是透过威权科技主义，以新型态监控模式拘禁人民。

　　持续操作舆论迴避非议

　　除了人事布局与试点推广外，中共的舆论宣传工作也从未停止。习近平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中提出了"15个体系、9种机制、4项制度"的防疫政策方向，并主张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发布《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外界质疑，此项立法可能是针对武汉P4实验室病毒外洩争议而来，虽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但仍可视为习近平在讲政治、抓权力外的具体政策。

　　然而，为了规避内外舆论对习近平隐匿疫情、治理无方的批判，隶属中央委员会的党媒《求是》近日以习近平的名义刊载文章，以习第一人称口吻表示，自己早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已经"掌握疫情的情势"，并随后在年前进行了相关的政治与政策指示。

　　这样的样版宣示，应该出自于掌握意识型态的王沪宁或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之手，除了欲盖弥彰颠倒防疫时程，企图掩饰习近平"缺席指挥"的问题外，主要目的是将疫情失控的政治责任，归咎于湖北地方领导。这些操作，随着应勇与陈一新等亲信接手湖北后的积极作为得到解释，政治清洗是意料中的事。

　　疫情的扩散与政治挑战，使得中共必须延迟召开全国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如果维稳是中南海眼中的当务之急，徒具形式意义的人大政协会议暂缓未必是坏事，避免外界对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大作文章。特别是在防疫政策与今年中国经济成长的预期目标，过于政治正确必然引来非议。

　　此外，基于习近平修宪延任国家主席以及美中贸易战的政治需要，近年来中共中央委员会议提早或延迟举行，俨然成为极佳的救火角色。如果为了配合中共的权力剧本走向，五中全会提早召开取代两会功能，似乎成为习近平可能的选择。